史籍中的第一个清官—— 孙叔敖

我国历史上被人们称颂的清官不计其数。但"清官"这个词 出现都较晚,在著名的"二十四史"中,称之为"循吏"、"良吏"。司 马迁的《史记》首先为循吏作传,而《循吏传》的第一人则是孙叔 敖。 孙叔敖,春秋期思(今河南省淮滨东南)人,姓(?),名敖,字孙 叔,人称孙叔敖,其父(?)贾,是楚国的司马。公元前605年,令尹 斗越椒趁楚庄王在中原之机,发动叛乱,司马(?)贾被杀,孙叔敖 随同母亲避难隐居于梦泽,全家以耕种为生。     

从唐诗《密县诗句》看我国古代的循吏

按照现代人的思维习惯,官吏常被分为清官和贪官,好官和坏官。然而,在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里,他们则把官吏分为循吏与酷吏。循吏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官吏种群,从《史记》到《清史》均可见独立的循吏传记,故其地位非比寻常。本文以唐代诗人汪遵的七言绝句《密县诗句》为线索,来论述汉代循吏卓茂的施政理念和业绩,并以此总结和探究中国古代循吏的概念与基本特点,最后客观真实的评价循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盛世下的信任危机——据《叫魂》一书所提供的材料来看

《叫魂》一案中民众由于生存资料和生命技术的局限引发了他们对于生命安全的无保障感,继而导致了他们对于"叫魂"等妖术话语的恐惧从而催发了对他人的敌意和不信任感并最终导致了"叫魂"流言的出现和蔓延;此案中,处于子民和君王中间的官僚对其上下两个阶层都缺乏信任:其对前者的信任缺失致使他们没有为民众洗冤昭雪的耐心和责任感,其对后者的信任缺失则致使他们无据实以谏的勇气和义务感从而导致了"叫魂"案的失控和蔓延;而大清帝国君主对于本族"汉化"和自身"官僚化"的恐惧导致其对汉族江南文化及其熏陶下的官僚的极端的不信任,这又导致了"叫魂"案向政治罪的恶性升级。     

朱元璋用何手段惩治贪官？

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曾对《明史》中的循吏做过专门的数据统计，他说：“全传百二十人，宣德以前六十余年时得百人以上，正统至嘉靖百三十余年间十余人，隆庆、万历五十余年间仅两人，天启、崇祯两朝无一人。……宣德以前，尚多不入循吏传之循吏。”     

从“李离自罚”说开去

近读《史记·循吏列传》,其中“李离自罚”的史实颇令人深思。春秋时,晋国狱吏李离审理一案子不慎误判,杀无辜一人。按晋法中“不当死者被杀,狱吏要抵以性命”之规定,李犯的是死罪,他懊悔不迭,为谢罪天下,他一面令手下人将自己关进狱中,一面请求主公对他秉公执法。可晋文公接报     

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法律观——从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谈起

<正> 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权一向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人权是人们的私人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是人按其本性应当享有的权利:"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涉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要求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伸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     

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抉择与传统文化

浅草-沉钟社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文化抉择的.与上一代激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从中西文化调和的理念出发,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兼收并蓄的理性态度.这既与其曾经接受过的传统教育有关,也与因年龄差异而形成的文化心理有关.这一文化态度,使他们在建构其以个性主义价值观和人道主义伦理观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体系时,能自觉汲取传统文化的有益养分,从而在观念层面上实现自己所提倡的"输贩欧西文化"与"复兴和光大""中土文化"的统一.     

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规范行使的影响因素探析

本文旨在分析那些能够影响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规范行使的因素。通过研究发现,街头官僚的主观判断、所在组织的组织文化、服务对象、工作时的情境、组织规章制度会对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发挥重要影响。最后,文中认为可以通过文化管理和完善信息反馈机制来探索规制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方法。     

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范式选择——官僚制

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官僚制曾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官僚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但无论从世界发展趋势还是中国行政管理现状来看,官僚制仍是不可替代的行政范式。因此,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在行政改革过程中,要从组织、管理方式、文化方面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官僚制。     

行动中的组织——中国地方政府部门运行的个案研究

<正>自秦统一六国,废"封建"、立"郡县",中国即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结构复杂而生命力极强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长期主导着传统中国的政府组织,也一直是传统中华帝国的组织基础。不过,这种官僚制并非现代意义的理性官僚制,而是一种以传统支配类型为主的"家产官僚制"。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传统官僚体制正式终结,建立起了一种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国家政权组织形态,后虽进行了多轮不同程度的改革,但以党为核心的政府组     

重新发现官僚制: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对官僚制的再思考

现在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存在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韦伯式官僚制已经过时了,或者被更"好"的如网格、协作等管治模式所替代。论文质疑了这一观点,并批判了在评价官僚制中的"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和"稻草人"式的虚假批判的逻辑错误,指出把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视为简单的从"低"到"高"、从"旧"到"新"的线性过程是片面的,应当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察才能够正确理解官僚制。论文回顾了新公共管理、网格管理和协作治理理论对官僚制的批判和反思,然后从效率、民主和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三个角度对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进行了深入考察。论文认为,官僚制的核心原则和特征并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相反,高效率、有作为的官僚制依旧是公共利益的有力保障,甚至在推动非传统的治理模式,如网格管理和协作治理等方面发挥协调、指导作用。     

理性官僚制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借鉴

以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为基本特征的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大多数组织进行结构设计时普遍遵循的原则。本文通过对官僚制的上述基本特征进行阐述,发掘隐藏在现实组织形态之中的官僚制原则的合理性,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科层化组织"的低效率,并非理性官僚制原则使然,实则是组织设计的理性化程度的不充分造成的。我国的政府公务员系统的官僚化、理性化程度的不充分,导致政府效率低下;因而以理性官僚制建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是一种可行的有益尝试。     

马克思论国家、法和人的相互关系

<正> 马克思关于国家、法和人的相互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马克思在研究关于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原理时,十分重视国家、法和人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从现实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人们的生活活动和行为的特点来探讨达个问题。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强调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来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他指出了物质生     

政治与学术的张力:蔡元培“去行政化”教育管理思想论略

蔡元培在现实与理想的困顿中追求教育管理"去行政化":对内官僚袪除,强化专家治校,取得很大成就;对外政治抗拒,倡教育独立,但成效了了。蔡元培"去行政化"教育管理思想与实践告诉我们,教育"去行政化"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构建专业型学校管理文化,实行校长管理专业化;建立服务与监督的府校关系,而不能以反官僚的名义片面追求教育自由与教育独立。     

樊山判牍：晚清诗人笔端的法理与人情

<正>提起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往往五味杂陈。当时的清政府，从上到下腐朽无能，难觅“循吏”之踪影。不过，若以法律和文学而论，晚清名士樊增祥不可忽略。论文才，他派承晚唐，长于艳体，诗坛举足轻重；论吏能，他深明情理，善批判牍，备受法界推崇。在漫长的诗人与宦海生涯中，樊增祥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经典判牍，其所蕴含的法理与人情，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所在。     

浅析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建构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尤其是理性官僚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质疑和批判,其核心概念是"公共能量场"。该理论提出了三种政策对话形式: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一些人的对话,其中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本文主要就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内涵和其话语理论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运用街头官僚理论分析城管暴力执法行为

街头官僚理论的研究是近些年公共行政理论界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它主要关注街头官僚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和他们的政策制定能力。本文运用街头官僚理论来分析城管暴力执法行为,提出城管执法面临的困境,以及从法律和伦理两个方面来解决困境。     

行政国家:一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及其蕴涵

"行政国家"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与行政法学等学科的一个基本概念。作为学术概念的行政国家,源于施米特等人对魏玛议会民主制的深层忧思。作为国家建设实践范畴的行政国家,是现代社会大转型的必然结果。没有现代民主政治,没有国家权力的分工机制,没有官僚制的组织形式,就没有行政国家。行政国家包括三个维度的意涵:行政国家是一种"政府国家",相对于市场与社会,政府的力量显著增强,政府权力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国家是一种"执行国家",相对于立法权与司法权,行政权空前壮大,行政成为现代政府的核心;行政国家是一种"官僚国家",相对于政治官员,官僚体系在政府过程中占据支配性地位。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性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其独树一帜的特色立于世界法律文化之林。在其众多特点中,"礼法结合"即伦理性特点最为突出,其在立法方面表现为君权神授、法自君出,亲属相隐原则等;在司法方面表现为春秋决狱、原心定罪,秋冬行刑等。     

后工业化时代生态治理的理念、方式与组织

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治理变革是人类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这场社会转型的体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治理变革的一个基本框架是从官僚制治理理念向生态治理理念的转变。如果说在官僚制治理中,它所强调的是确定、预测、控制和竞争这样的机械化理念的话,那么在后工业时代,生态治理在其理念上则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组织能力以及复杂系统的进化。这一日益兴起的治理理念产生了诸多有益的见解,并且能够在未来的社会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建构起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从其组织方式来看,生态治理是一项具有广阔合作前景的社会治理方式。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社会的治理方式从官僚制治理向生态治理的转变,已经超出了量变的过程,而成了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新定位,其结果则是现有制度安排的根本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