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社会权利保障的理想与现实

经济和社会权利是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一类重要人权 ,但相对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言 ,这是一类在政治和法律上被严重边缘化的权利。在权利理论中 ,对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权利和人权”属性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怀疑论 ,这种怀疑论的核心就是怀疑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诉性。但是近些年来 ,国际各种人权体制以及部分国家的实践证明 ,实行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诉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可行的。     

论作为日本宪法概括权利的"幸福追求权"

战后日本宪法的人权序言中包含了所有现代人权宣言所应具有的要素,并将自由权、社会权均一同视为基于"人之尊严"的、具有自然权性质的权利而加以保障.其宪法第13条后半段所规定的"国民对于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权利"即为"幸福追求权".它是日本宪法"概括性人权"的总称,是推导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根据.在宪法学理上,它可容纳所有对人格的生存不可欠缺的概括的权利;而在宪法实践中,法院则借助个案通过宪法解释从而实现对于"幸福追求权"所包含的具体新权利的确认与保障.     

论表达自由的界限（下）——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视角切入

表达自由是自由社会的人们享有的一项带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的权利,通常表现为宪法或法律规定的权利。鉴于各国政治和法律体制以及文化环境之不同,人们享有该项权利的普遍性和充分性存在很多差别,因此,可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角度关注该项根本权利的行使及对其设定的界限和施加的限制,集中展示强加这等界限或限制的法理学说、理据以及方法和途径,并分析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论表达自由的界限（上）——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视角切入

表达自由是自由社会的人们享有的一项带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的权利,通常表现为宪法或法律规定的权利。鉴于各国政治和法律体制以及文化环境之不同,人们享有该项权利的普遍性和充分性存在很多差别,因此,可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角度关注该项根本权利的行使及对其设定的界限和施加的限制,集中展示强加这等界限或限制的法理学说、理据以及方法和途径,并分析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论受教育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其实现

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也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中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具有自由权性质和社会权性质的宪法权利属性。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要求完善教育法律体系,提高公民守法意识,加强受教育权被侵害的司法救济。     

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司法程序的精神内核

就关于人权的理论而言，有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实有权利之分。这种对人权的界定和分类，同样适用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即刑事诉讼中的人权，同样可以表现为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形式。而无罪推定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法律原则，已经被世界各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为被追诉人所享有的一项基本的法律权利。作为被迫诉人的这一基本权利，也已被国际立法所确认，并向整个国际社会推广，其趋势越来越盛。无罪推定业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现代国际整个刑事司法程序必须遵守的精神内核。作为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应该享有法律上规定的基本权利，无罪推定的确立与否，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刑事诉讼中人权保护的态度，说明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法律地位，也预示着一个国家对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护的范围和程度。如果说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所享有的自然权利是在刑事诉讼中能够被当作人来看待，其人格和尊严能够得到尊重，在刑事诉讼中能被平等、公正地对待，它为刑事诉讼的立法提供了一个人权的道德和理性的参考标准．那么，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这项法律权利，就是对这种自然的、道德的和理性的权利的法律形式的正式宣布。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作为其法律权利的无罪推定的权利，在法律上规定得不够到位，在刑事诉讼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状况更令人担忧。     

我国宪法人权条款适用现状与优化建议

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定义和内涵有着诸多争议。古典自然法学就认为"人权"就是人的自然权利,来自于自然法的规定,是"天赋人权"观念的直观体现,但自然法是什么?又规定了哪些具体的权利?这些都是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有学者将"人权"定义为"人作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但这一释义也有其模糊之处,"人权"这一概念究竟是人作为人的外表和属性才享有的权利,还是一种人区别于其他动物而享有的权利?基于此背景,本文将以人权在我国宪法中的具体适用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人权保障的必要性,分析了我国宪法关于人权的基本条款及其适用现状,并提出了相应改善建议,以期为我国法制化建设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

传统人权观念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属于普遍性的个人权利,在救济方式上不赋予该权利体系以司法适用性。在权利理论中,对经社文权利的"权利和人权"属性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怀疑,这种怀疑的核心就是经社文权利的可诉性问题。目前,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整体的人的各种权利具有相互关联性,无法脱离其中的一类权利来抽象地保护另一类权利。近些年来,国际各种人权体制以及部分国家的实践证明,经社文权利的可诉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可行的。     

反思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泛化

正现代性蕴涵了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合理化和市场化这四个相辅相成的要素,而权利观念与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紧密相关。因此,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权利观念与权利主张的兴起,具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历史必然性。职是之故,将权利视为现代法哲学之基石范畴的"权利本位论",在近三十年内成为中国法学界的一种主流理论。"权利本位论"将法律理论从中国传统法律的"义务本位观"和1949年之后的"阶级斗争论"中解放出来,并在制度层面谋求一种以法律权利为轴心的"社会一政治"治理模式——法治。伴随     

人权“亚洲价值观”的复活?——评《东盟人权宣言》

《东盟人权宣言》的通过标志着东盟在实现东盟政治一体化以及建立亚洲次区域人权机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该宣言规定的很多人权规范都与国际人权标准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与1993年《曼谷宣言》的基本观点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东盟人权宣言》体现的人权"亚洲价值观"招致了国际社会的批评,但考虑到东盟国家内部的复杂状况以及东盟长期的人权政策,东盟国家建立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且强有力的区域性人权机制的道路仍然比较漫长。     

现代人权的发展历程

自然权利学说因其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特征成为现代人权的思想起源。本文指出后现代民主国家逐渐在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上对人权予以保障和发展。二战后形成了人权的国际监督和保护体系,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已使人权的话语成为一套跨越国界的文化道德和法律标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法律关系解读

从法律关系的视角,探析我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的法理意蕴,应当强调公民是人权关系的权利主体,而国家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国家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中担当义务主体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同时要正确理解国家概念及其变化、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人权主体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关涉权利平等问题,个人人权、集体人权和群体人权的性质各不相同。人权的分类既有传统的分类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分类方法,国家尊重人权的义务和保障人权的义务是两种内涵不同的义务。     

浅谈男性性权利在强奸罪中的法律保护

公民的权利具有普遍性,无论男性或者女性,每个公民都被赋予了相同的权利,就性权利而言,不仅是女性重要的人身权利,也是男性重要的人身权利,因此,男性的性权利也应得到保护.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强奸罪"犯罪客体的规定,明显缺乏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这导致了当男性性权利受到侵害而求助于法律时会出现无奈和尴尬的情景.     

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关联辨析——对"知识产权属于基本人权"观点的质疑

本文对"知识产权是基本人权"的观点提出质疑,分析讨论国际人权文书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规定和有关国家宪法文本中关于人权与知识产权的表述.本文研究其中所规定的知识产权的权利性质,认定《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所规定的权利在性质上是(作为文化权利的)对知识财产的人权,它不同于作为财产权的知识产权.     

强制性侦查与令状主义

专制时代的人权保护观念薄弱,侦查过程中经常侵犯被侦查人的权利。现代诉讼文明的理念中,人权的保护是正当诉讼的应有之义,所以强制侦查手段的运用一般需要使用证件,紧急情况或法律规定的情况除外。强制性侦查手段本身就是对人权保护的例外规定,因而各国法律几乎都对强制性侦查做出专门规定。令状主义原产生于英国普通法,旨在通过令状的方式实施法律上的强制处分,并对个人权利给予适当的救济,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救济原则。目前许多国家对强制性侦查采取令状主义原则。广义上的令状主义,是指侦查机关在强制性侦查过程中,获     

免于贫困的权利及其法律保障机制

减少贫困问题是一个国际学术热点。现有的"基于人权的减贫方法"无论是在法律本体论还是规范实效性上都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应当转变为"免于贫困的权利方法"。免于贫困的权利是人类享有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文化产品,并通过获得均等的减贫机会,参与、促进减贫并分享减贫成果之积极行为来实现的权利。该权利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具备人权的逻辑要素,且不能被国际人权公约所列举的人权形式所替代或覆盖,因而是一项独立的人权。应当在全球层面构建免于贫困权利的新型义务谱系和法律实施机制。     

一语惊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意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一元钱"官司的较真,厘清的是社会是非观念;"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权利意识",也要有"法治观念"——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二》。     

浅谈农民权利与义务观的当代变迁

权利与义务是法律关系存在的基础，是所有法律关系的核心。对法律关系的主体来说，有义务必有权利，反之亦然。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丈化的发展进步，农民的权利义务观念从重义务变迁到权利与义务并重，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以权利看待法律 在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的演讲

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的核心范畴,具有深刻的哲学根据,权利与义务关系中,权利而不是义务应当处于主要地位。因为,从义务的角度看待法律——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可能是法律本身被扭曲,人们因为被强制而遵守法律,并非因为法律是社会交往的需要而遵守法律。以权利来看待法律,首先构成对法律的批判,这种批判可能促进法律规范自身的进步;以权利看待法律的的社会效果可能唤起社会主体对法律的认同,进而促进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权利理论在中国有了深入的进展,但是一些种类的权利仍然在实践中遭到放逐,这说明我们的权利意识不是过强,而是欠缺。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权利,继续张扬权利意识。     

论公民养老权的可诉性

公民养老权既是一项基本人权,又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的一项法律权利。可诉性,即可裁决性,是指存在一种机制或程序,能够解决权利被侵犯的问题。作为人权的公民养老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公民养老权以及作为法律权利的公民养老权均具有可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