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方式的合理性探讨

证明标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量。不同的证据制度,其证明要求不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明标准的规定是“客观真实”。“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要求,其制定与实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绝对确定的倾向性规定也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     

论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证明标准不能构筑在盖然性的基础之上,西方国家的盖然性优势标准和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也称高度盖然率标准)均不能成立。证明标准是真实的样板。然而,历代证据制度下树立的真实样板,包括神示真实、法律真实、心证真实,均不能构成证明标准。学者们推崇的客观真实,也不能构成证明标准。司法证明的高标准是实质真实,低标准是形式真实。推定是司法证明的一种补救方法,它本身不是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

新刑事诉讼法移植了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并将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组成部分。然而，“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仍然以“融贯论”作为“真实”的标准，有未肃清的客观真实情结。融贯只是案件事实“真实”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在真理观和价值观方面大异其趣。我国证明标准应从“融贯论”标准向“真”之信念观、从价值中立向道德责任、从实证主义向社会构建论转变。     

从证明标准的理论分层刍议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证据学界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概括和争议，包括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大陆法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我国的客观真实说、法律真实说、综合说、主观真实说、两个基本说等等。     

优势证据确认规则在审查逮捕中的运用

一、问题的提出 “优势证据”源自英美法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这一概念被引入到民事审判的实践中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根据这一司法解释，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为“明显优势证据”标准，即在事实不明而当事人又无法举证时，     

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文章反驳了否认认识论对证据制度起指导作用的“误区论”。认为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是达到诉讼客观真实。客观真实是绝对真实与相对真实的统一。文章不赞同用法律真实或相对真实代替客观真实的观点 ,认为相对真实论的要害是不承认能够证实犯罪人是谁 ,这必然会导致错判。文章坚持我国法定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的排他性证明标准 ,不赞成采用英美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指出“排除合理怀疑”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文章分析了设立刑事证据规则的目的、功能 ,认为其目的和功能是多元的 ,而发现客观事实是其首要目标 ,并指出 :认为认识论会导致刑讯逼供的观点是错误的。民事诉讼证明、行政诉讼证明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明 ,但也应当以认识论为指导。     

实质真实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 一件购房合同纠纷案引发的思考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规定》）正式实施，笔者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承认“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差异性。《规定》第６３条指出：“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可见，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不要求证明结果达到“客观真实”，只须达到“法律真实”即可据以作出裁判。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法律真实”很难等同于“客观真实”，有时甚至会与“客观真实”相悖离。于是，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一种误解：只要经合法程序认定的证据不论其是否与客…     

应确认法律真实的民事诉讼证明要求

证明要求是指证明主体认定案情、评定证据所要达到的标准或程度。长期以来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只注重对刑事证明要求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民事诉讼证明要求的研究，一直将刑事诉讼证明要求客观真实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要求证据确实、充分：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查清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对此，法官在民事诉讼中一味地追求案情的绝对真实，一味地要求对案情的认识达到逻辑必然性程度。结果使法官不受当事人举证范围的限制，…     

新形势下对公证“真实性”审查的要求

公证证明是公证员依据法定程序．根据自身经验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通过法律判断作出来的证明活动，一切证明材料的收集和是否采用需要有公证员的主观认知、审查判断和确认。只有经公证员判断“真实、合法”的公证事项，才可以出具公证书。在“真实、合法”的判断中，真实性的判断是基础性的．但这一判断结果是否能够达到绝对的客观真实，在实践中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公证机构所面对的“真实性”风险也是不同的。     

试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与国外刑事证明标准相比，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客观真实”，缺乏操作性等弊端。需要对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重构：即区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对定罪程序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量刑程序中对于控方主张判处死刑的情形应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     

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质疑

无论是刑事实体法律规范还是刑事程序法律规范都不具有判定案件事实是否真实的功能。“法律真实”所陈述的基本内容与判定证据是否充分的标准重复 ,所以“法律真实”证明标准是不能成立的 ,“法律真实”这个概念是一个伪概念。“客观真实”标准是判定证据是否真实和是否充分的有机统一 ,对传统“客观真实说”作一些必要的限定之后 ,客观真实标准仍然是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标准。     

证据标准与证明法则──兼谈证据的一般理论问题

证据作为证明的根据，本身也需要证明。只有证明了证据本身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来源的合法性，说明确认了证据形式标准、证明的程度，表明了证据的确实性和充分性，才能依其为根据来证明案件事实。重视证据形式、规范标准及证明法则的研究，是现代刑事诉讼实践的需要。一、证据概念与证据标准关于刑事证据概念，国内外有许多学说，诸如原因说、方法说、手段说、结果说等等。我国现行立法及理论将证据规定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据的属性概念确定为事实，而且是证明了“真实”情况的事实，可称之…     

刑事诉讼目的新论

“惩罚犯罪”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之一,存在六大缺陷。刑事诉讼的目的应当是“发现真实、保障人权”。“发现真实”的“真实”是一种法律真实。“发现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目的,有助于实现我国诉讼认识论和刑事诉讼构造的转变,在证明标准等问题上促进我国证据制度的发展。     

论推定

“推定”一词由来已久，是证明事实的一种特殊证明方法。从本质上来讲，推定既不同于确认，也不同于法律上的拟制。推定只能建立在真实的、具有盖然效力证据的基础之上。它只是一种不完全的间接证明，是一种选择。同时，本文认为真正的无罪推定应当是：不能证明有罪，一律推定为无罪     

实质真实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一件购房合同纠纷案引发的思考

2002年4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规定》)正式实施，笔者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承认“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差异性。《规定》第63条指出：“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可见，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不要求证明结果达到“客观真实”．只须达到“法律真实”即可据以作出裁判。     

挪用公款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研究

关于刑事证据的概念和性质目前尚无定性，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证据应为一种根据，其本质是主客观的结合体，它既不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也不是客观物质的具体形态。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而异，即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对于非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的证明，则只须达到优势证明的标准。     

在刑事证明中巧妙运用概括认定

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就是我国目前起诉标准的法律依据。但究竞证明到何种程度算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并未作出明确界定。运用证据进行证明的过程不是千篇一律的，它总要根据个案的特点来决定证明的程度，一刀切地适用同一标准是证据制度不尽成熟的体现。那么，是不是一个案件中，必须所有的证据都达到绝对确切的程度，才可以对该案提起公诉呢？笔者认为，这样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刑事证明活动中，该准确的必须要准确（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年龄，而可以概括之处亦应大胆予以概括认定，以分清主次，提高诉讼效率，现举例加以说明。     

浅议“排除合理怀疑”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借鉴意义

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自身内容丰富、观点繁杂,证明标准在不同法系国家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差别。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国家的表述是“内心确信”、“高度的盖然性”。我国则是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随着我国诉讼理念的发展以及对证据制度的深入研究,我国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及“排他性”,”惟一性”这一标准过严、过高,无法达到,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在法律真实说的基础上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刑事境外证据“绝对本国法”审查规则的反思与重塑

我国刑事诉讼法是刑事诉讼中审查境外证据合法性的唯一准据法，据此确立的审查规则可称为“绝对本国法”审查规则。该规则顺应了境外证据准据法模式的发展趋势，但不能呼应国家主权的“相对化”演变，也不能满足深化国际合作的需求，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对境外证据的“不审查”后果，有损刑事正当程序。刑事境外证据合法性审查规则的确立，应兼顾本国主权、他国主权、国际法义务、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等多项议题。在重塑我国“绝对本国法”审查规则时，应以实现对被告人平等保护为轴线，适度借鉴欧盟“统一可采标准”和“最低限度标准”中的合理元素，分层次、分阶段地实现相对本国法审查规则。     

对起诉证明标准的思考

我国刑诉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做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由此可见，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在此，笔者对这一证明标准谈点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