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性协商：半正式行政下的街头执法实践逻辑——基于武汉“城管”实践分析

在街头治理中,除了正式的执法队员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协管员群体。基于武汉市城管系统调研发现,协管员群体在街头执法中的积极行政,弥补了正式执法队员处于科层制约束的消极行政,协管员与摊贩在街头的日常互动中型塑了“保护性协商”机制。这一机制的型塑过程包括：执法的熟悉化场域环境使得双方对彼此行为有了稳定的预期;协管组织的特殊性使得街头裁量权更具复杂性,协管员采取有节制的权力实践;摊贩利用一系列策略掌握了街头治理的参与权。这一机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简约治理”传统在当下的延续,有效弥补了正式行政的不足,能够更为灵活地应对诸多城市管理工作的要求。     

面子、利益与策略：乡土社会的讨债#br# ——以一个农资商店讨债为例

本文以一个商店讨债为例，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乡土社会的讨债运作逻辑进行探讨。店主对讨债对象的选择以“分人”、“分事”为原则。强关系欠款群体和处于持续交易关系中的欠款群体处于“讨债例外圈”。乡土社会的讨债以“不得罪”为主要原则，通过“哭穷”、“保面子”、遵守讨债习俗等策略的运用实现讨债和人际关系维持的双赢。乡土社会的讨债与陌生人社会的讨债具有显著的差异。     

论朱熹对“德礼”与“刑政”关系的发展——兼论朱熹“严刑”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在处理以及调整德礼与刑政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以其理学的立场和进路,具体地研判德礼与刑政的关系,并抉择一条适合当时社会环境与礼法现实的规范之路。朱熹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分析的人性说为理论出发点,以道德理性论证“德礼”教化的有限意义以及“刑政”的积极作用。而朱熹对“刑政”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对“严刑”的必要性意义予以特别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批判当时社会上以及司法领域盛行的“恤刑”理念来体现这一主张。     

创新城市管理体制机制的思考——以上海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为例

城管与摊贩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涉及经济、社会、法律、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化解城管与摊贩矛盾冲突，关键在于寻求城市管理与民生关怀之间的平衡点。这要求城市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体制必须适应现实的需求和满足上海城市特色的要求。     

从“书记负责制”到“书记指导制”：税改前后村庄两委关系的变迁研究——基于浙北L村的社会调查

村庄两委关系的实态受到来自变动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具体的“过程与事件”的实时作用。要对变迁中的两委关系展开研究,就要同时关注宏观和微观层面因素的变化。研究将时间背景预设为改革开放至今时期,在对前者进行有机切分的基础上,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挖掘、还原和捕捉村庄“场域”内的“过程与事件”,考察两个时段内村两委的关系。在浙北L村①,“书记负责制”是改革开放后至税费改革前时段村庄两委关系的样态;而在税费改革后至今时段,两委关系演化为“书记指导制”。那么,这种关系模式的变因是什么,依循何种路径,未来趋向又如何,这些都是本文将要着重阐述和探讨的重点。     

拍案惊奇

城管摆摊卧底 武汉两名城管执法队员白天着城管制服执法，晚上则换上便装摆摊。被曝光后，武汉城管官方称，两名城管人员确实是在执行“卧底”任务，利用下班时间在辖区内当小贩摆摊，了解小贩们的实际情况，便于今后提升管理水平。还出具了几张手写的笔记，称这是两名队员近来写下的数万字“摆摊日记”。城管局还将1000元摆摊收入捐赠给了占道经营摊贩。     

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相异、相通与互鉴——解析当代中国社会、美国社会与欧洲社会

梦想体现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内在精神的缩影与表征。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梦”和“欧洲梦”以其强大成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者,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梦”日益走上世界话语舞台,成为政治家、学者和民众热议的话题。“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或奋斗目标,探寻三者之间的相异、相通与互鉴,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思想课题。     

“过渡型”邻避冲突的演进逻辑与化解思路——基于权利抗争的视角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邻避冲突在我国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事实上,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都非传统意义上的邻避冲突,而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过渡”特征。因此,将邻避冲突划分为“传统型”与“过渡型”,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权利问题是邻避冲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而冲突中的行为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和民众双方。因此,对邻避冲突中权利问题的分析可以在政府权力控制与民众权利抗争二者关系的框架下,以“过渡型”邻避冲突为切入点,立足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与解决全过程,从四个环节进行分析梳理,并通过政府对民众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权利的维护,为此类冲突事件的有效治理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构建化解城管与摊贩矛盾的法制基础

城管与摊贩矛盾产生的原因复杂多样,涉及经济、社会、法律、体制等各方面。化解城管与摊贩矛盾冲突,关键在于从法律制度上寻求城市管理与民生关怀之间的平衡点。这就要求城管法制建设必须适应现实的需求和适应＂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需求。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     

王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他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王阳明进一步发展朱熹的心学思想。具体而言，在心、理关系上，王阳明克服了朱熹“心与理为二”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融合统一，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将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实现了“心与理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在朱熹知行相须互发说和重行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在格物致知上，王阳明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并提出了致良知说。朱熹的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体系的建构。     

中国古代“知”的性质与学问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知”的性质,及其与学问关系的论述,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重大特点。其中关于“知”的性质,以及求“知”的方法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的关系之认识,列代思想家都有极其深刻的论述,而其主要特点,则不仅在于认识论方面的,更是在于伦理方面的。     

孙中山“心理建设”中的中国元素——浅论孙中山对传统心学的传承与创新

122年前，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号召，并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了一系列的理念与蓝图。民国初年，他撰写《建国方略》，勾勒了一个含“心理建设”、“实业建设”与“社会建设”三大系统的系统建设工程，展示了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其建设规划既有国际视野，又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借鉴西方的经验，又蕴含中国元素。本文仅剖析其中“心理建设”的丰富内涵，透视它与中国心学的渊源关系，并揭示其现代意义，以此作为对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的纪念。     

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计划写作的六册计划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基本线索，具体结构是国内市场-国家-国际市场。根据这一提示，对有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市场的逻辑是配置资源，包括基本规律、基本要求和基本形式。国家的逻辑是配置权力，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以及“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与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上，基本观点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在此基础上，分别梳理了国家与国内市场的关系，包括国家与私人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国家与国际市场的关系，包括国家与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关系。最后对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分别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     

朱熹《论语集注》中的科技思想

朱熹《论语集注》对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解读,讨论了天之北极与为政的关系;对于“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解读,讨论了科技“小道”与儒家“大道”的关系;对于“游于艺”的解读,讨论了学习科技之“艺”与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关系。这些解读,既反映出朱熹对于科技的重视和研究,又可以看出朱熹强调科技“小道”必须隶属于儒家“大道”、“游于艺”必须由仁德来统摄的思想,这对于今天在发展科技过程中所面临的科技“双刃剑”的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学术资源。     

城管执法的行政法分析

<正>城管执法是城市管理的一种具体手段,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但城管执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领域,涉及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各个层面,与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近年来,各地的城管执法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境当中,一方面,城管与摊贩、群众之间的冲突和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另一方面,城管执法者对自身的境遇也十分不满,要求解决长期在政府序列被边缘化和低待遇的问题。那么如何定位城管的法律地位?城管执法的权力来自哪里?     

没有讲不清的道理

<正>最近有两组新闻照片在网上频传,引来无数网民围观、热议。第一组:南京市东井一村一对老年夫妇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要进小区卖菜,在现场的城管协管员上前拦阻,双方发生冲突。一个个子较高、身着便装的城管队员出手打人。老汉左脸部肿起,老太嘴部上唇出血。城管称:老汉"开车撞人"。第二组:广州市城管队员在大道南执法,发现一个带小孩的女子正在路边摆摊卖水果。城管队员在驱逐过程中与女摊主发生口角。一名城管队员将女摊主双手扭到背后,反绑起来。女摊主被迫弯下身躯,身边的小孩被吓得大哭不止。城管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的中国化及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以人类解放为本质,以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为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在中国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化过程,在“效率”和“公平”的必经价值追求中获得科学认知和发展,最终以“中国梦”为价值导向推动行政价值观呈“公平”取向的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