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组织局”历史考实

“中共中央组织局”是效仿俄共(布)、联共(布)中央领导体制的一个产物。它在中共党内几度设置,并不等同于中央组织部,其职能范围、人员构成等相当于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但实际上其功能未能完全发挥。中共中央组织局曾经作为党的中央领导体制的构成部分,对它的建立、发展、沿革进行梳理,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现实价值。     

新中国收回外国兵营记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秘密访问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毛泽东与他谈话过程中，生动又不失幽默地阐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     

中共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经过

1966年1月,一道紧急电波从莫斯科飞往北京,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苏共中央将于4月在莫斯科召开二十三大,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加。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正在武汉东湖疗养。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最好马上由彭真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意见后再作决定。     

新中国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访苏始末

1950年初，经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商定，中共中央派出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苏联翻译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代表团”。中央任命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的张秀山为团长，中央组织部的王甫，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尧山、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为副团长，东北局组织部秘书长金铁群为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成员由5个中央局、中直机关及各省市的组织部门的干部抽调组成，全团50多人。中央组织部为代表团配备了专职秘书和翻译。     

中共中央“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再探讨

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关于武装暴动,共产国际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均认为城市暴动和农村暴动应该相互配合,暴动要在党的力量和群众力量准备充足的情况下进行。但在武装暴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党组织却与中央武装暴动的指示背道而驰,造成了"玩弄暴动"的现象。瞿秋白对地方党组织"玩弄暴动"现象开展批判并予以纠正,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无法根本扭转党内"左"倾盲动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工人速成识字运动探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兴起的速成识字运动,内因主要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外因则受苏联等国家扫盲运动热潮的推动。其间,中共中央西南局围绕速成识字法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使速成识字运动在工人间逐步展开,并走向高潮。速成识字运动由口头到实践、由纸面到落地的过程,宣传与动员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识字组织结构的设置、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形式、识字后的巩固与继续学习等因素,虽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但整体上又相互关联,共同推进了速成识字运动的开展。速成识字法虽最终被历史的洪流冲刷与涤荡,但这场运动是中央西南局领导工人进行文化翻身的伟大尝试,为党的基层群众路线积累了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派出参观团赴苏联访问记

正1949年1月31日,即平津战役结束的当天,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经石家庄到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当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先后会见米高扬。后来,中共领导人向他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和夺取全国胜利及筹建新中国等情况。与中共领导人谈话后,米高扬的印象是:他们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北伐

直到1926年北伐开始以前,尽管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顾问积极倡议和支持北伐,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广东的鲍罗廷、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海)远东局等,对北伐始终持否定态度.而陈独秀7月7日发表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的基调,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共同拟定的.北伐开始后,联共(布)、共产国际总是保守地估计北伐军的实力,多次提议北伐军保持现状,停止继续向北推进,其策略方针明显地落后于北伐形势的发展.     

苏联解体的原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现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成员及其垄断委员会主席。1985年至1990年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此文是雷日科夫等在2008年6月11日应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单位之邀就"苏联解体的原因"所作的专题报告。     

邓小平的西柏坡情结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从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与西柏坡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当时担任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也在1948年9月和1949年3月两次来到西柏坡,参加了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都作了重要发言。这样,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同样与西柏坡结下了深切的情缘。参加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1948年9月,为了争取尽快地实现中国共产党同…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问世记

193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回延安出席政治局会议。刘少奇遂于3月18日离开有＂小延安＂之称的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经西安返回延安。     

刘少奇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世记

193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回延安出席政治局会议。刘少奇遂于3月18日离开有＂小延安＂之称的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经西安返回延安。     

新中国收回外国兵营记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948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了新中国蓝图的描绘。至当年底，随着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建国方略中的外交政策渐臻形成。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秘密访问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毛泽东在与他谈话过程中，生动又不失幽默地阐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我们这个国家，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在上海

1976年10月6旧,中共中央政治 局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 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为粉碎 "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稳定上海的局 势,中央作了周密的部署,一方面,把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先后召到北 京,另一方面,派遣苏振华、倪志福、 彭冲及其他一些干部到上海。10月27 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撤消张 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 职务,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同为政治局     

中共历史上两个“临时中央”始末(下)

<正>第二个"临时中央"始末因政治局成员太少而诞生1931年9月中旬,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诞生。其原因是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职     

大革命时陈独秀的罪名是谁定的

过去一提起陈独秀,就说他是造成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而党内一直有人认为他这个总书记是被共产国际捆住的,大事由不得他。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这么大量的决议、指示像雪片似的从莫斯科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     

中共海外组织美共中央中国局

正1927年3月,施滉等旅美中国留学生在旧金山创建了隶属于美共中央委员会的美共中央中国局。这是在美洲成立的第一个中国人的共产党组织,是中共在美国发展党员的总部。与公开活动的美共不同,中国局的活动完全是秘密的。美共中央中国局是一个受三重领导的中共海外组织,表面上接受美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实际上为中共服务,但与中共的联系又须经过共产国际。在美工作后期,美共中央中国局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实际上成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美     

罗亦农与李哲时：“假戏真做”的革命夫妻

罗亦农是中共早期的一位著名领袖。他曾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是当时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中央与中央局组织若干问题考析

中共临时中央 1 93 3年迁入中央苏区后 ,几乎代替了苏区中央局的领导 ,当年 4月以后 ,苏区中央局几乎不单独行使职权。这说明中共临时中央的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了。但苏区中央局并未撤销 ,中共中央局即苏区中央局。中共临时中央从未用过中共中央局的名称。     

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

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北伐战争,事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因而引发了关于北伐问题的争论.出自于不同政治利益的考虑,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中央以及国民党之间发生了一场支持还是反对北伐战争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在于各方都试图争取掌控北伐战争的主动权和领导权.在争论过程中,中共党内以及中共中央与联共(布)中央之间关于北伐问题存在某种共识,但大量的还是存在分歧,这种不一致性导致了北伐战争产生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