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变革对政府治理工具选择的意涵

以政府治理模式根本转变为特征的治道变革,意味着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本文试从理念前瞻性、工具创新性、沟通回应性三方面深入阐述治道变革对政府治理工具选择的意涵。     

浅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治理的转型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要求我国政府克服治理困境、转变治理模式,实现治理的规范化转型。因此,只有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治理模式,使政府治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进一步实现我国政府治理的目标。     

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历史成就与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总结出一系列可被推广复制的经验,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作出“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重大战略部署,明确了政府治理体系的改革方向。从有为政府建设和政府职能角度看,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府主导、坚持政策指导、坚持创新引导、坚持群众督导等是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也是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重点任务。为此,必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等各类关系,积极鼓励地方试点探索,在技术驱动下创新政府治理模式,稳慎有序推进行政区划调整,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努力构建人民满意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     

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特色、过程与角色

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基于中国国情和多年改革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了“整体性治理”的党和国家机构的全面深化改革,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格局。我国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民政府与法治政府的内涵建设,将人民政府打造成体现多种功能的多维人民政府。     

我国网络信息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

全球范围内的网络信息政府治理模式可大致归纳为网络自由主义、网络现实主义、网络管制主义和网络威权主义四种类型。我国网络信息的政府治理,宜采取介于宽、严截然不同两级间的"中间型"模式,一方面承认政府治理网络信息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政府之干预应恪守严格边界。为此,应从四个方面转变治理理念、创新网络信息政府治理的既有模式:从政府主导到网络企业与行业组织主导;从技术控制到德性善治;从直接强制、堵塞控制到间接威慑、合作疏导;从零散分治到综合协同。还需辅之构建与完善网络信息内容分级制度、实名制制度、行政正当程序制度与主体制度等"一揽子"具体支撑制度。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政府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由原来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向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的转变,通过政府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的联合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为此,"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必然成为当代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运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在社会充满活力有又和谐有序中推进社会治理。     

我国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与监管机制的革新

本文首先对政府监管的内涵和监管目标的定位作了阐释,然后介绍了监管理念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的转变;基于监管治理的理念和监管模式首先审视了我国政府监管的现状和问题,然后提出了革新我国政府监管机制的具体设想。     

胡建淼：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法治化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主要是“四化”,即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和文明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现代化,而且主要是指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因为政府是国家治理中涉及而最广的治理主体。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法治化,政府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也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     

作为规制与治理工具的行政许可

源于私人生活中财产权人授权他人分享自己财产权实践的行政许可,正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府规制与治理工具。作为治理工具,行政许可承载了一系列不同的社会目标,规制有时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当行政许可被限定为规制工具时,可以假定其核心是实现对特定行为的控制,具体机制包括信息收集、准入控制、行为监管以及许可的执行。尽管许可制度具有筛选市场主体并对他们进行识别和规制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负面作用,如限制和阻碍竞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而且许可制度是有成本的。政府在采取许可制度过程中,应考虑其他能够达成相同制度目标的替代性工具。     

地方治理理论的启示

地方治理理论作为研究公共事务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是新兴的治理理论基本理念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具体化。地方治理理论对于地方政府治理和改革实践,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地方政府应当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公共利益的保障者和公民参与的推动者;应当构建积极的公民资格,培育强烈的公民精神;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参与网络,为地方治理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公开可能性之实证分析

对法律问题的探讨应当首先在两个前提下进行：第一,在现行法律框架之内;第二,把现有法律规定看作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完整体系,以尽力去挖掘其潜力。以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为例,《彩票条例》要求彩票发行者、彩票销售者等对此予以保密;但当这一信息进入行政机关转化为政府信息之后,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有了公开的条件和途径。两部法律可以相互调适,共同应对社会需求。     

立法权去中心化与立法模式转变

立法权本应属于人民全体,只是交由代议机关行使,但是立法权的所有与行使的分离使其有被滥用的可能,由此导致立法权在行使时出现趋中心化:立法权绝对化、非理性化、将立法权而不是公民作为立法过程的核心。因此,应着力实现立法权的去中心化,实现立法权行使范围和方式的变革。立法模式应该实现由单一政府立法到政府立法与社会立法相结合的转变,更多地发挥公众、社会团体和专家的实质性作用。     

政社互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行政法新模式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项。同时,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会管理的行政模式也由传统的“机关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也是以民主行政和合作治理为基础的行政法。更强调社会的自治和参与。因此,当代公共行政社会化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合作信任关系,相应地公共行政模式也就是“政社互动”新模式。     

Niccolò Machiavelli: Father of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Niccolò Machiavelli is the father of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Constitutionalism began anew in the modern world with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republics and it was Machiavelli who inaugurated this revived science of politics. Fiv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composition of Il Principe and the Discorsi we are still working out the implications of applying reason to the structures of law and government in pursuit of justice and the common good.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and ancient republicanism share three central beliefs: first, that government should serve justice and the common good; second, that government should do so through known and stable laws; third, that these will best be secured through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of a well‐designed constitution. Machiavelli took the theories and experiences of republican Rome and applied them to his own era. This application of reason to constitutional design transformed the politics of emergent modernity and reconfigured governm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论“政府固有职能”对美国合同外包的约束

政府固有职能侧重于重新界定直接政府在各种政府工具中的地位以及限制合同外包工具的适用。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和建构政府固有职能是为了从制度上解决合同外包带来的政府架空问题。因为它与公共利益紧密联系,其履行需要强制性地保留给政府雇员。基于合同外包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张力,政府责任需要被重新建构,而政府的内部能力需要增强。相比较而言,我国缺乏政府固有职能的观念体系,导致我国公共行政民营化走向的模糊性。     

建设法治基础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面对我国政府管理中的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主张在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政府拿来作为政府改革的目标。本文通过对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比较分析后,认为法治政府已经涵括了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之内容,服务型政府则从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上突出了服务之作用,因而,我国应该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政府干预的权力边界研究——以消费者选择权为分析视角

政府干预的边界止于何处,学术界众说纷纭。基于消费者选择权对政府干预边界进行的解释是一个新的学术尝试。消费者的选择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完全选择权、限制性选择权和无选择权。消费者选择权的实现程度是政府干预权力边界的表征。消费者具有完全的选择权意味着政府应远离微观市场,消费者具有限制性的选择权意味着政府的监管以及反行政垄断的任务,而在消费者无选择权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就没有边界。保障消费者在出租车市场中的选择权,一方面要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另一方面要多用法律工具和信息工具,慎用经济工具和行政工具。     

论加强政府诚信建设的原则

本文论证了政府诚信的基本内涵及加强政府诚信建设应遵循的原则，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争谐社会。不仅要求政府有明确的服务宗旨，更要求政府行为取信于民。只有以诚信为基础，坚持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才能适应社会的进步争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更好地促进公共行政的建设争发展。     

政府理性的生态秩序考量——论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法治政府建构

中国是后发型法治现代化国家,其构建法治政府的动力来源于政府凭借理性进行制度设计加以推进,借此发挥政府理性的优势,确保政府推进不至于偏离方向。但是,在现有的学术观点及评估实践中,法治政府与生态文明并未被关联起来,二者仍然处于简单的平行关系。这与目前环境破坏、资源告急已然危及政府安全的事实,以及党的政策文件的最新决策和论断并不相符。由于生态秩序是政府理性的应有之义,而政府理性又是生态秩序的坚实保障,法治政府与生态文明之间应当是复杂的螺旋结构,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政府建构的整体思路之中。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法治政府建构而言既是理念目标,也是重要内容,还是检验手段,需要在法治政府建构的三个层面——价值基准、指标设计和实践反哺分别加以展现。     

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经济法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必将带来财政职能的调整和转换 ,表现在政府财政退出“越位” ,弥补“缺位” ,财政应理性地退出私人商品生产领域 ,而转向为公众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 ,直接引起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变革 ,必将推进财政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作为规范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当然是建构公共财政的框架的指导理论 ,同时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也必将促进我国现行财政法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