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问责制真正成为官员的“头顶利剑”

最近一段时间,多处地方刮起了问责风暴,大批政府公职人员被问责,一系列官员因为重大的责任事故或引咎辞职,或被免职。这一次问责风暴中,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主动辞职,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这确实让广大     

官员问责的罪与罚

近来,一些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的消息不断触动着公众神经:两年前因"黑砖窑"童工事件被问责的山西省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临汾市尧都区原副区长段春霞撤职后先后复出,分别担任县长助理及区长助理;"6·28"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主政瓮安的县委书记王勤,被撤职后不久即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如此问责余音未落旋又复出,引起公众强烈质疑。"罪当其罚"、"罚当其罪",对官员的问罪与定罚应该循法,量才与起用亦应有章可循。官员问责不能像"猴皮筋"可长可短,更不能沦为"假问责"、"问责秀",成为避舆论风头、故作姿态之举。因为,它不仅关乎政府的执行力,更关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问责新思考 法治新视角——读《问责权法治化研究》

<正>自2003年"SARS"事件后,疾风骤雨式的问责风暴就开始在中国政界持续进行并持续发力,2008年更是被称为"行政问责年"。理论研究源于现实需要,自2003年后,学界同样也掀起了研究政府问责的学术风暴。诸专家学者开始对"问责风暴"追根溯源,政府问责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产生累累硕果。从研究状况看,当前学术界从政府问责制的内涵和结构、问责的基本政治逻辑、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向等四大模块对问责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论点总体上都围绕着问责     

治下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相关官员应否一律免职?

话题背景: 2008年的中国天灾人祸接二连三,最近山西襄汾的溃坝重大事故、河北石家庄市乃至全国许多地方均涉案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河南登封"9·21"矿难和深圳"9·20"特大火灾事故等等,更是给沉浸在奥运成就、"神七"飞天喜悦中的人们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在人们疑虑的目光中,一场"问责风暴"来临: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因襄汾溃堤事件引咎辞职,河北省石家庄市市委书记吴显国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也因"三鹿奶粉"事件引咎辞职.     

“利剑”向何方 “板子”怎么打——聚焦《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四大看点

正《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印发施行,标志着党的问责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再次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政治信号。条例对谁来问责、对谁问责、什么情形要问责、如何问责等具体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让问责工作"有章可循"。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细化具体化,问责的"利剑"指向何方?"板子"怎么打?覆盖各级党组织瞄准"关键少数"条例: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     

行政问责:制度化定位与法治化重构

行政问责是一种谴责或制裁的治吏机制。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仍然存在着诸如"瞌睡问责"、"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等问责的不良现象。打破这种问责的困局,必须以明确制度定位为契机,最大限度发挥问责制度的作用,推动行政问责的法治化重构。承认行政问责制度的重构应当基于"回应性"和"特殊监督机制"的定位。将行政问责制度放在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明确法治政府中,行政问责制度应当是回应人民群众,追究特殊责任的监督机制,并基于该定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相关的"主体、客体、责任范围"等内容。     

“利剑”向何方 “板子”怎么打——聚焦《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四大看点

正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专家指出,条例的印发施行,标志着党的问责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再次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政治信号。条例对谁来问责、对谁问责、什么情形要问责、如何问责等具体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让问责工作"有章可循"。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细化具体化,问责的"利剑"指向何方?"板子"怎么打?     

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编者按】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小事问责”助推机关效能建设——银川市推进问责制工作纪实

2009年以来,银川市积极探索建立从"小"到"大"链条式问责体系,加大问责力度,用问责促进干部负责,用问责提高办事效率,用问责提升服务水平,用问责保证执行力。据了解,自问责办法实施以来,已问责单位35个,个人398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1人,科级以下干部387人;给予警示谈话20人,效能告诫54人,诫勉谈话73人,取消评先评优资格51人,通报批评180人,调离岗位10人,免去职务10人。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群体性事件中被广泛采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要使行政问责能够在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就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     

银川市98人受到党政纪处分——银川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纪实

2009年银川市开展小事问责,严查"三不"案件,强化制度执行,推进源头治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现了新突破。一是制定实施了全国首个《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当行为问责办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18个方面100种不当行为开展问责。40余家主流媒体跟踪报道,300余家网站刊载、转载,在全国开启了对轻微违纪违规行为实施全面问责的先河,解决了想管而管不了的事情,为"问责无     

强化行政问责的主体机制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正>一、"同体问责"的现状"问责"即追究责任。所谓"同体问责",是指政府官员在发生了违法违纪的乱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时,由上级政府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的一种机制。目前,对政府官员的问责主要是"上问下"的"同体问责"。由于这种问责是在政府部门内部上、下级之间进行,缺乏人民群众的外部监督参与,从而导致人民群众即使不满意政府官员乱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也难以直接追究其法律责任。而人民群众对某些政府官员的不负责任行为的追责意愿,也只能依赖或者等待政府的上级部门对下级进行问责监管。     

“一案双查”逼退“太平官”

##正##视点一"一案双查"的探索实践"一案双查"是指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严重违纪行为后,既要追究违纪违法行为当事人责任,还要倒查追究发案地方、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领导班子成员的主体责任和纪检机构的监督责任。2014年以来,宣汉县纪委监察局在达州市纪委监察局的领导下,先后对8起案件启动"一案双查",共对21名乡科级领导干部进行了责任追究,做到问责有据、问责有度、问责有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利器

正《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规定并细化了党的问责工作,对于问责原则、问责对象、问责归属、问责范围和方式、问责决定和终身问责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让问责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条例中对"问责原则"进行了详细说明,"依规依纪"指明党的问责工作遵循党章的规定。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条例的制定也以党章为根本依遵,是党章在从严治党方面的细化和延伸,是问责工作的"方向标"。"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在条例中是问责工作的基本原则,要以事实说     

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现状、缺陷及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自"非典"时期正式走近公众视线,已经历了五年的发展。行政问责制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面临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不清、问责范围过于狭窄、问责程序不够规范、责任追究不力、问责信息不充分、问责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与制度缺陷。     

"你被问责了没有?"

近年来,许多地方针对"太平官"、"混事官"的"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纷纷实施了问责制.浙江省出台"庸官问责"法,对公务活动中接受当事人礼品、礼金,在管理和服务中违背政策,能当场做出行政许可决定而不做的等30种行为实行问责,全省有8000多名干部被追究法律责任、纪律责任和政治责任.重庆市实施"行政首长问责制"一年多,问责49人,有87名干部被追究责任.湖南省岳阳市的问责制处分了21名"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现在,岳阳的很多干部一见面,寒暄问候的便是:"你被问责了没有?"     

反腐瞄准哪四类官员

<正>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多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守规矩",提出深入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追究。而《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一书也说道:"第一次巡视提出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整改,要找省委书记说事,加强对省委书记的问责。"2015年的反腐大戏,"问责"无疑将会成为主角。而在未来的这场问责反腐     

“三项机制”促活力

今年以来,潍坊经济开发区紧抓基层组织建设年的重要机遇,通过创新"三项机制",切实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努力实现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新突破。创新"支部问责"机制,发挥班子的"战斗堡垒"作用。一是上级"问责"书记,使其干事有责任。围绕加强班子建设、党员队伍管理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上级党委采取日常检查与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问责党支部书记,     

正确理解党内问责的根本原则

正樊鹏在5月4日的《南风窗》上撰文指出:2016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部重要的党内法规释放了执政党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但是从大量案例来看,实操层面确实也遇到较多问题。比如,有地方干部反映,问责条例中有关问责的原则有一定矛盾和难以协调的地方,例如"失责必问、问责必     

关于“行政问责”概念的评析(2005-2014)

2007年王成兰和普永贵二位学者曾对国内2004年到2005年的行政问责文章做了梳理,指出"行政问责的概念还未达成共识"。七年之后,笔者检阅了从2006年到2013年,主题为行政问责的文章,希望从中发现学者们对行政问责概念的共识度。经过统计分析后发现:学者们定义概念或者遵循单一的结构性规则,或者采用单一的工具性规则或者使用混合规则的方式。按照三种方式界定的概念里,学者们对行政问责的各个结构、工具属性的认识还存在很多分歧:定义概念的规则究竟哪个更合理,界定行政问责各结构的内涵、外延,定义工具属性的标准,应当遵循理论逻辑,还是采纳国内政治制度的实际,还是依据研究的便利。最后文章指出,回答这些问题是构建本土化的行政问责概念前提,它将激励学者们掀起行政问责的概念的新一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