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的入罪之辩——再读法律与道德的定位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人大代表建议增加“见死不救”罪名，其理由是：“见死不救”事件屡屡发生一再表明．惟有施以全面的法律手段．方能惩治这种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质的冷漠和怠责行为。每个公民应当对自己义务范围内的危险情势负有义不容辞的救助义务．这种责任应当强制提到法律的层面上。在今年初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在讲话中也提出．“要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建立医疗救助基金．不许见死不救……”     

制定“见死不救罪”须慎重

即使制定“见死不救罪”,也应仅针对特殊群体。刑法惩罚不作为者,从来就是针对有特定义务的特定人,比如警察、消防队员、扳道员等等。当道德的谴责不足以制止屡屡发生的见死不救行为时,是否可以制定“见死不救罪”以实行法律拯救?日前,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应用伦理法学研讨会上,来自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的王文科教授提出建议,在《刑法》中制定见死不救罪,实行分类处罚。(见4月24日《重庆晨报》)     

对夫妻间见死不救行为认定的分析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吵架自杀,另一方见死不救的行为与"见义不勇为"一样,都会受到道德层面的谴责,但能否将其纳入到刑法的规制中则是理论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夫妻"这一特定法律关系的存在是否为刑法上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决定了能否以不作为犯罪对见死不救的一方进行定罪量刑。     

如此“见死不救”的亦应重罚

如此﹃见死不救﹄的亦应重罚□郎俊义本刊第七期载《见死不救的行为应如何处理》，笔者粗读之下，亦想略抒管见。李某的行为并非一种简单的“见死不救”行为，而是一种相约自杀时单方临时改变主意并且未尽抢救义务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相约自杀，是指两个或两个以...     

当然解释个案适用的批判性反思——从夫妻间见死不救案件谈起

对于夫妻之间见死不救的案例，有人认为既然《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双方有相互扶助的义务，那么从当然解释的角度出发，夫妻之间肯定也应该有相互救助的义务，所以构成不作为犯罪；也有人提出，虽然刑法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不作为的要件之一就是“其他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这个“其他法律”是否可以直接适用到《刑法》中，存不存在不作为犯罪是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当然解释，应是在结果未知的情况下作出的能体现其作用价值和意义的解释，而不是对公众舆论、道德、法律工具主义等因素的妥协。     

陌生人型“见死不救”入刑质疑——兼论不当救援民事责任豁免权

"见死不救"按主体不同可分为有法定职责型、有先行行为义务型、特殊关系人型和陌生人型四种类型。陌生人型"见死不救"不应入刑的原因在于刑法的谦抑性和其不具备入刑的合理性。为使施救者免于承担过多的"好人成本",应以保护性法律和鼓励性法律双向保护施救者的合法权益。对不当救助和正当防卫等行为造成的损失,在立法上给予施救者相应的豁免权。     

多国立法 保护好心人

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正让那些漠视生命、见死不救者受到人们道德上的谴责，也让中国开始反思国人的道德教育。“见义勇为”与“见死不救”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行为，国外是否也存在路人冷漠，或救人反被讹赖的现象？其他国家又如何从法律法规方面对民众进行引导与约束？     

“见死不救”定罪也难

鉴于社会上见死不救的行为屡屡发生,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大会上,就有32名代表提出增加“见死不救罪”。2004年12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记者的综合报道,有专家再次提出了设立“见死不救罪”的问题。记者借助专家意见,给“见死不救”下了一个定义:“何为见死不救?眼见他人陷入险境,自己有责任救助或有能力救助而袖手旁观,这就是所谓的见死不救”。“见死不救”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让人感慨颇多,也许是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造成一些人日益习惯于冷眼旁观,导致很多鲜活的生命在冷漠中陨落。从全国发生的数起“见死不救”事件来看,给“见死不救”…     

网络交易中若干刑法问题探讨

网络服务提供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判断的基础在于,其是否制造了法律所不允许的风险、网络服务商作为一个理性人是否履行了人们可期待的作为义务以及该作为义务是否具有规避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网络交易平台相关主体如果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在"职业打假"案件中,索赔数额高低不是区分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标准,而是看行为人希望获取的利益是否属于受法律保护的、有客观事实基础的赔偿,以及是否采取了足以对对方产生心理强制的"要挟"手段。     

浅谈公民权利的放弃

权利在本质上是国家对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而在特征上是在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公民具有某种行为是否作出的自主决定能力。这种自主能力,只要是国家许可和保障的行为,公民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享有还是放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如果国家机关、他人出面干涉的话,那么,公民的这种权利就变成义务了。显然是不对的。在国家许可和保障的公民权利范围内,公民有自主决定能力,这是区别义务的重要标志之一。义务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要求公民作出的某种行为或不能作出(禁止)的某种行为。对于法定义务来说,公民没有自主决定能力。如果公…     

见危不救法律该不该管

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不断披露见死不救、见危不救的“看客”事件。充当“看客”的，除了那些现场目击者外，还包括我们的法律。按照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见死不救、见危不救还不能以犯罪论处，只能受到道德的谴责。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失去法律支撑的道德在此种情况下已力不从心。     

论法律行为制度的争鸣

法律行为制度，即按照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设定权利、义务和取得法律效力的制度，始于古罗马。罗马法规定了契约行为、附条件及期限行为、适法行为、表意行为、意思能力等完善的制度，成为法律行为制度产生的基础。1748年，德国十／U立纪启蒙时期理注派学者丹尼埃·奈特尔布兰德首先将法律行为定义为。“设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1804年法国民法典首次使用了“法律行为”的概念，但未阐明其内涵；1805年，德国学者胡果在其《日尔曼普通法》一书中，把“法律行为”的内涵解释为“具有法律意义的一切适法行为”；1807年，海瑟首次科学地解释…     

论我国民事救助义务的确立

民事救助义务是民事作为义务的一种,大陆法系国家有明确且一般性的民事救助义务立法,英美法系虽然坚持无救助义务规则,却承认了越来越多民事救助义务的例外情形。随着见死不救的案件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我国对民事救助义务的立法成为一种社会需求,但是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还应当借助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类型以及救助行为的合理性等因素来限制民事救助义务的范围。     

法律,如何让见义勇为不再尴尬

见义勇为,顾名思义,看到正义的事就勇敢地去做。救助方是否一经实施救助行为,就有权从受益方获取合理的补偿呢?笔者认为,应满足若干有效要件方可。这是对见义勇为主体的特殊要求,即救助者对其救助行为必须是没有特定的义务,否则不能成立见义勇为。这里的特定义务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特定义务、或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由于行为人现行的行为而使法律所保     

法官阐明义务与行政诉讼类型之选定

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完善了"具体诉讼请求"和"判决类型"。行政诉讼法虽未明定行政诉讼类型,但仍可通过"具体诉讼请求"和"判决类型",以"原告诉讼目的"为划分标准,分出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确认诉讼、一般给付诉讼四种基本类型。基于原被告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法官阐明义务,在具体行政争议个案中,法官有义务协助原告选定"正确"、"有效"的诉讼类型来达到"司法经济原则"和"实现原告诉讼目的"的双重功能。行政诉讼类型间的关系、界限与选定,应结合各类诉讼类型的目的和功能、行政行为合法性优于行政法律关系、原告诉讼目的以及具体诉讼类型的"补充性"等考量因素作出具体的判断与阐明。     

我国的行政强制法律制度

强制是国家权力的重要属性。没有强制权,国家将无法维持秩序,实现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国家通过立法,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要求全社会遵守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意志,通过司法强制实施有效的司法裁决以解决争端,通过行政强制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者不履行生效的行政决定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权利予以限制或者处分,直接执行或者迫使当事人履行由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法律上的义务,以实现其对社会的管理。因为国家管理大量的表现为行政管理,所以行政强制是国家强制权中的重要部分。一、行政强制法的基本理论与原则行政…     

行政立法要注重制度梳理

行政强制法草案已经审议了很长时间，是一部社会关注、行政机关关注、司法机关关注的法律。行政机关关注是由于行政强制法是行政机关处理事务的权力、法律依据；群众关心是因为要知道被采取的行政强制行为是否合法；司法机关关注主要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强制行为出了问题，要由司法处理，以行政强制法为准则和依据。现在社会上这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很多，     

地方人大急需加强对非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审查

规范性文件是指有权国家机关发布或者通过的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并在其管辖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件,可以划分为法律性规范性文件和非法律规范性文件。法律性规范性文件和非法律规范性文件都对一般社会成员具有规范功能,都是具体国家行为的依据,都有国家强制力做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性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和立法技术都比较成熟,宪法、立法法等法律对这些立法行为规定得比较详细,其立法质量也比较高。除了法律性规范性文件,在我国政权运行中还存在大量的非法律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非法律规范性文件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讲的法,却具有类似于法的作用,带有“准法”的性质。     

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

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不同于行政管理机关在行政管理中对法律的适用，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作过的法律适用再次适用，也称之为审查适用，解决的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在行政诉讼中，衡量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唯一依据只能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也可以参照规章。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是最终的适用，其效力高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法律适用。无论是作为原告一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还是作为被告一方的行政机关都必须遵守和执行。在行政诉讼中对法律的适用遵守着以下原则：…     

见死不救者该不该赔偿?

我国刑法并没有设立见死不救罪,因为见死不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道德问题。没有特定或法定救助义务的人,见死不救只是丧失了道德底线,理应受到道德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却不该受刑罚惩罚,也不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然而,南京市高淳县一位市民却因为见死不救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不但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还付出了10万元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