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中国特色的现代监狱行刑理念——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切入点

监狱作为监禁刑的主要执行机构，是刑法适用中刑罚执行环节的直接承担者。《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八》）的颁布实施，对我国监狱工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将直接触及现行监狱行刑制度的改良和监狱工作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因而，以监狱为本位，以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根据，领悟和分析《刑八》对监狱刑罚执行方面的立法本意，在此基础之上，树立中国特色的现代监狱行刑理念，实乃监狱法制的必由之路。     

加强和创新监狱管理的思考与探索

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担负着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职责和使命。加强和创新监狱管理，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监狱机关要不断研究监狱工作规律，切实加强和创新监狱管理，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实现更大作为。     

新媒体视野下监狱刑罚执行三大改进研究

新媒体对监狱相关极端个案的关注推进了监狱工作社会化和深刻反思监狱治理体系建设的进程。监狱刑罚执行工作应主动适应新媒体监督形势,推进减刑信息公开从半遮半掩转为充分全面,推进减刑制度设计从高频低效转为低频高效,推进刑罚执行地位从边缘地位转为工作中心,从而回应民众对新时代刑罚执行透明、高效、公正的更高期待,以刑罚执行深刻变革推进监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完善我国刑罚执行体制的法律思考

按照法律规定,我国现行的刑罚执行体制,是由三个相对独立的权力系统的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监狱所组成。但这一分散、多元的刑罚执行体制,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文章指出,应当将现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承担的刑罚执行职能剥离出来,同监狱的刑罚执行一样,统一划归由全体的或者完善的刑罚执行职能部门———司法部行使,以实现刑罚执行一体化和专门化。     

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假释是我国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和行刑司法活动。它对于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激发罪犯自觉改造的内驱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假释的适用比例急剧下降，全国平均在姒左右，形成了“法律资源的浪费”。笔者认为，破解假释制度遭遇的尴尬，与解决目前中国监狱面临的其他问题一样，既需要行刑观念上的正本清源，又需要制度设计上的变革探索。     

论刑罚动机,目的及相互关系

刑罚动机应该成为刑罚论问题。刑罚动机作为一种心理起因是和刑罚心理紧密相联的，内容是惩罚动机和改造动机。刑罚目的的内容可从共性与个性两个方面探讨，正确的刑罚目的观应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并正确运用“目的理论”。我国现阶段刑罚目的可以从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分别表述。刑罚动机与刑罚目的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建立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刑罚执行制度

在监狱工作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政策,需要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监狱刑罚执行制度。根据罪犯年龄、性别、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差别,确定不同的适用假释时间期限和假释考验期限,降低减刑幅度,减少报请减刑裁定频率。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刑罚效益的最大化。     

广西壮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竭诚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广西壮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是广西监狱机关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区监狱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担负着依法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的职责。近年来，广西监狱机关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新形势下刑罚激励主体的重构及职能探析

提高新时期的教育改造成效,需要推进刑罚激励主体的重构,努力构建“监狱、家庭、社会”三方法治激励主体,挖掘三方法治激励内容与职能。以法治观的视角,推动监狱的行刑激励、家庭的保障激励、社会的帮教激励,实现行刑激励由单兵种作战转变为多兵种协同攻坚。     

新形势下的监狱封闭性问题研究

封闭性是监狱最明显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外部具有特殊的器物隔离和内部执行严密且严格的监规纪律两方面。封闭性是发挥刑罚惩罚和报应功能以及特殊预防功能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刑罚的权威和威慑功能的发挥。但封闭性同时产生与刑罚预防重新犯罪的目标相冲突、难以满足法治时代和信息化社会对监狱提出的新要求、滋生并加剧了监狱亚文化等和刑罚目的相悖的问题。在新形势下,监狱一方面需要继续保持相当程度的封闭性,以正常发挥刑罚的各项功能;另一方面应当对封闭性予以适当限制和调整,将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构建起层级性封闭程度的监狱体系,切实践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转型期我国死刑价值取向分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犯罪形势不容乐观,而此时刑法修正案（八）却将我国原有的68项死刑罪名减至55个,取消了包括走私文物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等共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也使其他国家看到了中国对于死刑和人权问题的重视.基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当今的社会现实,死刑作为一种极端的刑罚手段存在也是具有相对合理性的,因此当前我国应在限制死刑这一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我国刑罚制度的构建.     

监所检察视野下的罚金刑执行困境及出路

罚金刑在我国刑法中被广泛适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罚金刑得不到有效执行,严重地影响了司法权威。新修改的人民检察院《刑诉规则》将罚金刑执行的监督职责赋予给了监所检察部门,监所检察部门一定要适应形势,找准其中存在问题的原因,积极获取监督信息,找准监督内容,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监所检察部门也要完善自身机构,把监督触角前伸,规范法院对罚金刑的判处,在减刑假释中加强对罪犯财产状况的调查,保证对罚金刑执行监督的不缺位。     

论死刑之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这些严格控制死刑的举措都是在死刑领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宽”的要求,“宽”与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吻合的。死刑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这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严”的要求,我国的国情要求死刑的存在,死刑的成本并不高昂,自由刑的成本超过死刑。     

论马克思刑罚对象观的价值与启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无暇全面、专门地研究和阐释刑罚问题。他虽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刑罚理论体系,但却有许多关于刑罚问题的重要论述。其中关于刑罚对象的论述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态度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刑罚对象观,对于人们审视、评价和完善现行刑罚的功能及作用,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刑罚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扰序”行为规定中存在的问题之我见

本文通过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秩序维护法》对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的不同的处罚规定,总结归纳出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的不足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论异种主刑的并罚

本文在分析了数罪并罚原则和异种主刑并罚的各种主张和学说的基础上,根据异种刑罚的不同作用,以及配刑和行刑的刑法原理,吸收以往学说的合理内核,摈弃不够合理的成分,认为应采用一种新的混合原则,即限制加重性并科,该原则能较好地把量刑的公正性要求和行刑的人道主义要求结合起来,在功利和报应中寻求平衡,最后论述了该原则对于罪犯的再社会化、重新回归社会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现实意义。     

刑罚的本质的理性探析——兼驳方孔先生的“动物性论”

刑罚本质问题是刑法理论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方孔先生认为刑罚的本质是动物性,这种理解无疑是肤浅的,对刑罚理论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只有从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理性视角出发,分析报应刑论和目的性论的分歧和利弊,才能真正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即刑罚的本质是并合主义论。     

关于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的探讨

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虽已初步形成思路,但在具体适用范围上尤其是在死刑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方面仍尚无定论,以致其在司法界的大胆尝试和学界的谨慎保留中处于尴尬境地.现阶段,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纵然有其合理之处,然其终究难以避免与公权力的权威、公平正义和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死刑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并不符合刑事和解的本义,其实为国家救济制度建立之前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救济措施.因此,刑事和解不应延伸适用到死刑等重罪案件领域,国家应尽快建立国家救济制度以代替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救助作用.     

理性接受“死刑不引渡”

"死刑不引渡"原则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和废除死刑的趋势而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中国传统上一直回避这一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障碍。我国应当理性地接受这一原则,并且对国内立法作出相应完善,以配合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司法协作。     

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相关问题探析

死缓限制减刑制度,是我国刑罚制度在国际国内双重压力之下的创新之举。该制度脱胎于原有的死缓制度,同时为解决新形势下中国死刑适用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从宏观视角看,该制度的双重属性和符合逻辑的量刑思维进路之选择,于争论之理论中寻求优势理论,可为在微观视角下对该制度精细化解读奠定宏观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