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圈理论视域下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

三圈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广泛应用到公共管理领域的分析工具。三圈理论提出,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或公共决策的实施,必须充分考虑到价值、能力和支持三方面要素。在三圈理论框架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价值维度构建上应注重公共性、现代性和系统性,在能力维度构建上应注重标准化、信息化和机制化建设,在支持维度构建上应注重宣传机制、反馈机制和社会化建设。     

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指向

本文探讨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问题。作者认为，打造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体系，需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科学和意识形态、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方面的关系，并从指导思想（价值维度）、实践维度、传统维度和世界视野等方面着眼来推进。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实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政策文化传统，树立起全球视野或世界眼光，突显中国政策科学的话语指向，形成中国政策科学的术语、词汇、命题、原理、定理、推导、媒介和话语规则，逐步建立起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政策科学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政策科学在世界学术界上的话语权。     

文艺的突围与话语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理论话语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30年代“左联”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从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作家立场、社团组织、实践功能等方面探讨了文艺如何大众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在中国特定语境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形式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也展现了文艺突围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艰难探索的过程,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系统化、共识性理论方略的追求,但由于理论论争不彻底等因素,影响了话语表现的不同意见。但从思潮史、理论史的角度而言,20 世纪 30年代“文艺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的孕育,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迈进仍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     

比较视野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构建

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的提出,创新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话语表达。相较中国历史上的政党政治和西方政党制度而言,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本土优势和最大限度发挥效能的比较优势。政治、理论、制度、效能、文化和价值这六重维度,共同构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立体统一的整体,内在统一,不可分割。政治维度是根本,制度维度是前提,理论维度是基础,效能维度是保障,文化维度是核心,价值维度是关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构建,就是相较于旧式政党制度而言,通过对道路选择、制度发展、理论构建、效能优势、文化自信、价值共识这六重维度的表达和引导,讲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故事,是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一次重大探索。     

生态批评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

人类生态环境的灾难,归根结底是基督教文化导致的,因而生态批评最早产生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兴起,到90年代在英美汇为一种批评思潮的生态批评,迅速于世纪之交在中国登陆,并成为当代中国批评界与美学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除了现实的原因,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密切相关。孔子是浅绿的生态主义者,在肯定文明的同时关注生态环境;老子已由浅绿向深绿转化,而庄子则是深绿的生态主义者。传统的生态批评会改变传统的文学评价标准,带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价值重估,并使中国悠久的自然文学传统的青枝绿叶在后现代的田野中更加生机盎然。     

《共产党宣言》与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建构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从历史维度分析,《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革命话语与建设、改革话语体系建构中均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价值多元、利益分化等因素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新时代,培育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应运用好《共产党宣言》的思想资源,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两大维度构建科学高效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我国话语分析研究综述

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语言学学科—话语分析,在60~70年代发展十分迅速。本文介绍了我国话语分析的研究现状,分析其研究领域并指出了不足。明确了21世纪,我国话语分析研究应该在加强对外交流的同时,今后我国话语分析研究应该在坚持对外交流的同时,加强对真实状态下搜集的语料的分析;加强对口头语语料的研究;加强对实用性话语的研究;加强对话语意义和功能的分析。     

“美学”建构与传统范畴现代性的开发

在“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学者都是依托西方的范畴和体系框架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整理和阐释，宗白华则属于例外的情形。他一生最主要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对于从传统范畴出发建构现代性美学体系之可能性的探索。当然，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宗白华的这种探索就他本身来说，还基本处于开端状态，却毫无疑问，这种方向选择对此后中国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叶朗、汪裕雄、朱良志等学者有关中国美学的研究成果中，     

论詹姆士·奥康纳的“自然维度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兼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出发点

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生态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詹姆斯·奥康纳作为其代表人物，提出了“自然维度”以及“文化维度”引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念，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自然观，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历史唯物主义。本文主要从“自然维度”视角出发，阐释了它作为奥康纳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的重要地位，以及通过对西方马克恩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立足点的概括，论述了此理论的内涵、内容以及当今的时代价值。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的文化姿态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一改往日的温情与浪漫,呈现一种深刻的自审意识和与世抗辩的文化姿态,另外也以风格鲜明的私人化写作表现出对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颠覆。这些变化显示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女性意识的深化,蕴涵着女作家们与时俱进的文化思考。     

自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三重维度

新形势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要着重把握好主体、客体、载体三个维度。主体维度上,以理论为基,培养一批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队伍;客体维度上,以创新为魂,构建与时俱进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载体维度上,以实践为本,整合利用新旧媒体资源,构建主流话语传播平台。     

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逻辑及建构路径

网络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使网络空间多种思潮和"主义"相互激荡,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这要求我们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在网络空间的拓展研究,把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防御能力。意识形态话语权一般由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效果等四要素构成。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执政的权威性、理论的真理性、价值取向的人本性、表达形式的有效性、多元思潮的借鉴性,等等。加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从推进主体维度看,党要牢牢掌握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从夯实基础维度看,要夯实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基,确保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性与科学性;从方法与策略维度看,要创新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方式与传播方式。     

论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与中国俄裔侨民文学

中亚华裔东干文学和中国俄裔侨民文学是20世纪中、俄文学交流中两种特殊的文学样态。两种文学在形成的历史时段、发展的空间分布和文学的生存环境等方面都存在可比性。两种文学都受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影响,反映了中俄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历史文化语境和作家写作姿态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两种文学存在差异。比较这两种文学能发现20世纪的中、俄文学交流存在多种艺术形式。     

论西方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社会变迁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社会结构的变迁高度相关,纵观西方社会文明史,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可分为三个时期:在18世纪之前的前现代社会,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复兴的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权,协助资产阶级打破了封建社会的金字塔型社会等级结构,推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18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由自为的革命的话语旗手转化为自觉的社会良知的话语捍卫者,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向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转型;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有失落的危险,但他们依然承担着防止中产阶级社会异化的作用,是社会和谐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     

韩国政府绩效评估及其评价

韩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理念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逐步制度化。经过10余年的发展与完善,韩国政府绩效评估已经有了比较科学有效的评估体系、评估技术和评估方法,特色和不足并存。韩国政府绩效评估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为什么罗素没有写过美学专著?

大哲罗素在哲学的各个领域,如在形而上学、数理逻辑和数理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认识论以及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都极为多产,但在美学方面却几乎毫无建树。有学者叹道:"倘若20世纪的作者有博学家,那么罗素是这样的一位。他唯一没有写的哲学分支是美学。"尽管罗素没有撰写美学专著或美学专文,但在其各种著述中多少也谈及有关审美的看法,例如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数学之美",另外还从认识论角度谈及不可知论者怎样解释自然之美和和谐等问题。对美学的看法在罗素著作中都是分散的,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一些有关美学的碎片式思想都散藏在不同的哲学著述中。与其对哲学其他领域的深刻贡献相比,罗素的确没有对美学问题进行系统的处理,也没有试图回答美学的基本问题。除了个人特质外,也有大环境的某种制约。这主要缘由之一是因为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分析语言哲学占据了中心舞台,故为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哲学等留出的空间相当有限;而且当时美学也的确并非文化上可以接受的热门哲学课题。     

归入与裂变: 中国民事主体制度法律移植的路径转向

纵观整个中华法制的发展历程,除中华法系时期曾经对他国法律发生过影响之外,移植他国法律应该是中国法律制度创建与发展的主要路径与模式.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民事主体制度基本上仍然以西方大陆法传统为依归,在结构与内容上都呈现出对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归入.而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法的全面引入不仅使中国民事主体制度发生了路径转向,而且与民法的大陆法传统发生了裂变.围绕民事主体表达、所有制话语、法人分类、国家特殊主体定位及其机关全面法人地位等内容进行的分析具体展现了中国民事主体制度对大陆法传统的归入及其裂变,为我国民事主体制度的当代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历史启示.     

对"后学话语"的反思与批判

“后学’（post-ism）在中国有三种不同维度,除了有推进者和客观研究者以外,对后学的批判反思成为当代中国学界一个重要的声音。对后学的反思批判主要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其一,关注后现代问题与现代性启蒙话语的错位,批判其保守主义倾向;其二,对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反人文精神价值维度加以反思,阐明其意义迷误;其三,分析后现代问题与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强调“后意识形态”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一批判维度和价值立场,值得学界关注。     

论“政党外交”的起源和发展——基于词源概念的梳理考察

"政党外交",是指一国之合法政党与他国政党或政党国际组织,为促进或影响国家关系、维护本国利益而进行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主体上的合法性、功能目的上的国家政府属性,可谓政党外交概念内涵的核心。"政党外交"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术语,主要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但作为一种以政党为行为主体的外交形式,这种现象早已存在。政党外交主要起源于无产阶级政党国际联合和社会主义国家党际交往,二战后扩大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各类政党。中共政党外交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政党外交"这一概念的使用,体现和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共对外工作的重大转型,可以用作概括描述党的对外工作的最主要用语。     

服务型政府——职能结构体系及其构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性行政改革浪潮引发了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探讨,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借鉴意义。服务型政府的讨论是我国学者借鉴西方行政话语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一种改革模式,随后关于服务型政府的模式构建、服务型政府体系、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总结等研究探索相继展开。服务型政府体系应当是一个政府各部分目标一致、相互协调、运转灵活、解决问题高效的体系,而职能结构是服务型政府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是政府改革的起点,它涉及服务型政府职能结构的划分与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