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本文所建立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学模型,以及以其定量地计算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由阻碍作用转变成为促进因素,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中国每年实现的GDP中人口红利的贡献份额已超过10%。然而,人口红利的一次性、人口迁移与人口红利的区域间转移、人口红利为谁所得和人口负债由谁承担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必须解决六大问题

当前,我们要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矛盾和问题,成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必须辩证看待经济增长速度、正确对待人口红利减退、继续挖掘释放改革红利、科学搭配财政货币政策、坚定不移推进方式转变、促进开放型经济水平,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人口红利消减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与人口红利的效应是密不可分的,充沛的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但是,进入新世纪后,人口红利的效应已经在慢慢消减。通过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延长退休年龄,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等措施,进而应对人口红利消减后产生的负面影响。     

厦门人口转变与特区经济增长

厦门特区建设30年来,人口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一样令世人瞩目。从建设特区之初97万人口的海防前沿城市发展到目前353万人口的海峡西岸重要中心城市,厦门在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本文拟通过历次厦门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分析厦门人口转变的规律和特征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口红利理论的源流与演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人口因素功不可没。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这个红利能否持续下去,能持续多久,是将要消失还是长期存在,这些都是我们迫切想要弄清楚的问题。人口红利的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就得到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大量的研究。本文致力于对国内学术文献中有关于人口红利的概念、理论内涵、实现机制等研究成果做一个梳理,以期读者通过本文能对"人口红利理论"的基本概念、相关理论以及其在国内的发展有一个大体上的了解。     

当前中国寿险业的短期影响因素评析

影响当前中国寿险业的8个短期因素: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不会通过不良贷款证券化传导至保险;寿险公司的估值方法转变会产生负面影响;代理人问题不会有重大影响;新型健康险不是风险而是开启新的机会之窗;重大疾病险利润计算需要精细化;偿二代的实施不会带来负面影响;短期利润将下滑;零利率环境的可能性小。中国寿险业发展的6大中长期动力:健康产业化;技术进步带来的精算进步;政策红利;有效需求潜力大;消费者保护的长期效果以及互联网带来的新机会。     

福建人口发展新形势下提振经济增长潜力的对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新时期人口形势的变化,已经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潜力形成新的约束。当前,福建人口发展面临总量增速放缓、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省外流入增量减少、人才结构与经济增长需求仍不够匹配等新形势,需要从挖掘人口增长潜力、推动人口要素与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发掘人口集聚红利、促进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良性互动、以人口新需求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等方面着手,构建人口要素和经济增长的新协调互动机制,持续发挥人口要素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基础性作用。     

新历史起点上的经济发展与深化经济改革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进入新起点。中国经济在总量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在人均水平上自下中等收入跨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相应地,中国面临的发展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供给方面,要素成本低的竞争优势已逐渐减弱;在需求方面,需求旺盛已逐渐变为需求疲软。如何适应新变化,保持经济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深化经济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

从改革开放的进程与趋势看,我国经济社会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与改革：第一次转型与改革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线是体制转轨,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提高经济总量;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是从当前到未来的一个时期,其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型,目标是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实现民富国强。目前,我国开始进入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而＂十二五＂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五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必然伴随政府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     

论中国“经济增长红利”转型——基于大学生农民工群体视角

在新一轮＂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成为大学生农民工,他们在提高了农民工队伍整体素质的同时也冲击了传统的国家盈利模式,使＂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红利＂转型的趋势不断加强。从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特征出发,把握大学生农民工在消费、投资需求和劳动力升级方面的刺激作用,通过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加速＂经济增长红利＂转型,是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     

中国开创“新经济”——从缩小“数字鸿沟”到收获“数字红利”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是引领"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以互联网蓬勃发展为代表的"新经济"就是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重要新动力之一。2000年以来,中国积极地开创"新经济",战略性地把"数字革命"转化为"数字机遇",成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我国城乡之间的两大"数字鸿沟",并不断收获"数字红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充分结合是中国能够缩小"数字鸿沟"、收获"数字红利"的原因所在。中国拥有发展新经济的巨大空间和前景,但需要克服三大挑战。中国继续开创新经济,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发展新经济的战略优势、规模优势,积极构筑全球新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竞争优势,主动抢占"数字革命"制高点,积极引领全球"数字革命";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合力之手,创新和放大"数字红利",推进"新经济"规范、持续地快速发展,发挥新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潜力;进一步缩小内部"数字鸿沟",为互联网弱势群体创造"数字红利"。     

刘易斯转折阶段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结构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就业。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一直以来是中国人口红利的重要贡献因素。2004年,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即普通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首次减少,标志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目前中国劳动力人口的特点,本文分析了刘易斯转折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结构问题,认为就业的文化技能结构、产业和行业结构、收入结构、社保结构、区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到农业人口城市转移就业的层次和水平,也影响到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对刘易斯转折阶段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结构问题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从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制度、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等方面提出促进就业结构优化、质量提升的政策建议。     

我国潜在发展红利与战略机遇期的机会与选择

我们要准确判断把握当前重要战略机遏期,进一步创造条件,充分发掘与发挥潜在的五种潜在发展红利,即:地区发展红利、人口发展红利、城市化发展红利、高新技术创新与发展红利和制度体制与机制变革发展红利,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格局的转折性变化:2000-2020年

通过历次人口普查和相关统计资料分析发现,2000-2020年间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空间格局已经发生转折性变化。以2010年为界,中西部人口向东部迁移的净增量已由波浪式推高转变为波浪式回落,省际之间的流动人口增长明显减缓,乡城转移的人口年龄红利逐渐消逝,城乡老龄化程度双双增长。其重要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速度反超东部。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人口与经济区域均衡发展初露端倪,人口空间格局新变化使区域均衡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奠定了我国人口发展区域均衡的大格局,未来我国人口空间格局的东西变化仍将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内部的东部沿海与内地之间。     

新人口机会视域下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逻辑解析与路径建构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其中乡村人口问题至关重要。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正处于负增长和老龄化交汇的早期阶段。随着人力资本积累、城镇化进程加快、长寿人口比例增加,我国的新人口机会正在向规模型、质量型、长寿型、配置型等“混合范式”转型。从人口学角度出发,乡村人口呈现出总量减少、素质不一、结构失衡、分布不均的特点,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新时代乡村治理实践中,应牢牢把握由新人口机会衍生的新型人口红利,推动乡村人口更高质量发展,提升乡村人口综合竞争力,提高乡村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完善乡村养老保障与服务体系,持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浅论“改革是最大红利”的实现途径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坚持"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促进其他各方面改革,推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努力实现强国梦的重要保障。     

江苏由率先全面小康向率先基本现代化推进的障碍及对策思路

本世纪以来江苏围绕小康目标在全国实现了第一个“率先”,具备了向第二个“率先”迈进的基础条件,同时也存在阻碍实现基本现代化的结构性失衡与冲突,这表现在总量与结构、内需与外需、城乡与南北双二元结构、农村工业化与农业滞后、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收入与分配等方面.为此,江苏必须实施全面创新战略,树立全面现代化的观念,处理好江苏与全国的关系,依托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实现人的现代化.     

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战略途径。城镇化本质上是人类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比重的变化,而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促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使其真正融入城市,事关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品质,其影响力和意义不言而喻。本文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角度,探究城镇化与人口发展的相互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