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志愿行动:后单位制时代中国社区建设的一种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单位制的消解，我国逐渐步入“后单位制时代”，亦即“社区制时代”。社区制成为单位制解体后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的另一种制度选择。志愿行动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我国正式出现，最早的产生缘于自上而下的发动，活动化、节日化是其两个重要特点。随着志愿行动的更广泛和深入开展，制度化和日常化成为其发展的两个重要取向，而祉区志愿行动正是这些取向得以实现的一条基本途径，志愿行动也将成为社区建设的一种重要力量。本文阐述了我国从单位制时代向后单位制时代变迁的社会背景及其特征，概述了后单位制时代社区建设的两种路径，并对于如何推进社区志愿行动、促进社区建设提出了建议。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党执政使命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全新研判,认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刻认识这一表述的内涵,需要站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理解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中,各个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迁凸显出的阶段性特点。立足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从需求侧看,已经从"生存型"向"自我实现型"转变;从供给侧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凸显了新问题。为破解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体现在三个维度:坚持人民立场;改进工作作风;提升自身建设能力。     

胜利油田社区发展瓶颈与对策

胜利油田社区系统成立17年来,历经专业化改革、移交办社会等多个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有别于市场条件下社区运作模式、具有油田特色的管理体制机制。但面对深化改革的形势,以及"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专业化发展"的要求,油田社区系统需要深入思考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深入分析影响和制约油田社区发展的主要矛盾,提出社区创新发展的对策,特别是结合资源优化的要求,从社区内部资源、油田整体社区资源和油地共建服务资源等方面进行思考,提出突破社区瓶颈思路及具体措施。     

城市社区自治中居委会职能的转变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性组织。本文通过对居委会在实践中职能异位的分析,提出适应社区自治要求的居委会职能转变及实现社区自治的有效途径。     

城市社区应急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的现状及对策

新型城市治理模式下,"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使得城市社区组织承担了过去由单位负责的安全保障职能,社区已成为我国协调城市治理和保障城市安全的基础性载体。尤其是面临各种难以预知的突发灾害时,其社会防灾救灾功能就显得日益重要。社区应急志愿服务队伍作为城市应急机制建设的重要环节,理应成为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中优先发展的方向。针对当前我国社区应急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现状,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导性作用,采取多种对策不断完善城市社区应急志愿服务队伍建设。     

全面理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三重维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全面理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需要从理论、现实和价值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从理论维度分析,我们找到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理论根源;从现实维度分析,生产力的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条件;从价值维度分析,新时代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效应分析及建设路径——以天津市为例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出现是为了回应社区社会组织资源整合以及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整合管理两方面的诉求,因而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促进社区社会组织自主发展"与"加强政府社会管理"两个方面。在天津等地的实际运行中,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一方面在整合社区资源、助力社区建设以及创新社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显现出成效,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重量轻质、发展路径单一、行政化倾向等"发展偏向"。在未来发展中,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应该正确处理与重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提升自身能力与活力,同时需要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作为保障。     

从“独奏”到“合奏”: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武汉市Y社区为例

不同历史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不同的供给主体与路径。基于一个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历史的个案分析,研究发现,单位制时期单一的行政化公共文化供给束缚了居民多元化的公共文化需求。单位转制社区以来,社区文化类"草根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企业搭台、文化唱戏"的兴起,成为弥补单一行政化公共文化服务不足的重要力量。研究认为,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应从行政"独奏"走向与社区"草根组织"、企业"合奏",形成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供给之路。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功能转型

以内在实现方式的国家强制或社会自主和外在表现形式的注重过程或注重结果为两个维度,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功能可以被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以国家强制的方式追求结果最优的"稳定和服务"、国家强制并注重过程的"动员和控制"、社会自主追求结果的"自我服务"和社会自主并强调过程的"表达与协商"。单位制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功能主要是控制单位成员和动员社会资源;街居制下,体制的功能主要是维护稳定和提供社区服务;到了社区制,体制要承担起表达居民利益诉求,搭建政府与居民沟通与协调的制度平台的功能。这种功能变迁一方面是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观念变化的产物。这种体制变迁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哲学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思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之中的"变"与"不变",对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断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需求和社会生产方面,既有"变"的成分,又有"不变"的内容,需要结合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作辩证的分析和冷静的思考。运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联系我国发展阶段的战略调整和两个重大历史时期的提出,有助于全面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以及其中蕴含的"变"与"不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内在逻辑及意义

中国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我们既要深刻领会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本内容,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还要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三重维度来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生成逻辑,准确解读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时代意义。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兼与“主要矛盾改变论”商榷

毛泽东从地位和作用的视角界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分析和判断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生产和需要出现了新的特点，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仍然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可以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重建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历来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在形成，整个社会开始由“单位制”向“社会制”、“国家制”向“社会制”、“国家制”向“社区制”全方位转型，这一社会转型过程实质上就是重新构筑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过程。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依据与现实要求

社会主要矛盾体现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反映了一种社会形态某个阶段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相同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它体现了主要矛盾变化的连续性和发展性,依然是基本矛盾的阶段性表现。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一关乎全局性的新论断,是基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变化提出的,体现了中国当前的现实要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解决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矛盾,促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只有从政府责任、社会参与、资金投入、自我服务、基础设施和评价体系等方面整体推进,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管理的探索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管理的探索更加注重制度上的改革与创新,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经济体制、城市单位制、户籍制。经过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的城市单位制到城市社区制,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到城乡统筹发展,党对社会管理的探索与实践逐步深化,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关于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机制的思考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和城市组织形式、城市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政府、社会、市场三者职能逐步分离,原先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被剥离出来转向社区;大量的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进驻社区;越来越多的企业离退休、下岗职工转入社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会群体利益由"单位性利益"逐步分化为"社区个     

关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思考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是社区建设的重要问题,发展和完善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公共物品意义重大。经过社区公共物品政府主体的"单中心供给"转为"多中心供给",社区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建设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厄。社会转型治理新形势要求深化和完善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合作,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主体多维度供给格局,从转变理念、明确方向、协调关系、创新方式和加强管控等方面创新协同供给思路,从培育协同合作精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以及促进全程供应一体化等方面推进重点领域任务,实现多主体协同合作全面跃迁和整体供给效能提升。     

关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是社区建设的重要问题,发展和完善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公共物品意义重大。经过社区公共物品政府主体的"单中心供给"转为"多中心供给",社区多主体协同合作供给建设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厄。社会转型治理新形势要求深化和完善社区公共物品多主体协同合作,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主体多维度供给格局,从转变理念、明确方向、协调关系、创新方式和加强管控等方面创新协同供给思路,从培育协同合作精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以及促进全程供应一体化等方面推进重点领域任务,实现多主体协同合作全面跃迁和整体供给效能提升。     

社区:21世纪中国城市犯罪预防的基地

城市居民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场所,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流动、“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等社会生活的变化,使人们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社区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实现社会控制方面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以公众参与为基础和保证的犯罪预防思想成为我国现代刑事政策的主流。在此社会背景下,社区必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城市犯罪预防的基地,在犯罪预防中居于基础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