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道德取向的比照与嬗变--兼论基于"中层理论"的道德建设新方略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对道德的社会功能及其道德认知呈现出新的取向,在继承、涤荡和挑战传统道德的基础上,他们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和生态伦理、网络伦理等新领域的道德准则.我们应在宏大理论和宏观结构与具体行为和事实经验之间建立一种"中层理论",指导道德取向或道德行为的经验研究.这种基于"中层理论"的道德建设方略,不仅适用于大学生,也适用于全体公民,是新时期道德建设的一种新方略.     

地方利益冲突、地方保护主义与政策选择分析

地方利益是以地方政府官员、地方企业与本地居民为主体形成的共生型集团利益,涉及到地区产业发展、区域市场进入与竞争、公共资源与投资分配等多个方面;地方利益冲突与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利益主体围绕产业、市场、公共资源与投资利益竞争的结果,政绩显示与政治晋升作为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基本目标。受其他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协调地方利益冲突与统筹区域发展的职责。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2003年以后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大规模建立并运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除了问责制度自身的问题以外,问责文化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与运作的主要原因。从政府角度看主要表现为行政文化缺失,包括管理价值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价值,"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民主和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不强,缺乏道德自律;从公民和社会角度看,表现为权利意识淡漠与民主参与意识不足;公民与政府官员共同患有的公共精神匮乏与法治观念薄弱也是行政问责文化危机的主要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利益冲突、信任缺失和社会价值失范等是造成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给行政问责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启示。     

论道德失范的原因及对策

经济学的最优化方法能够运用于道德行为的分析,这使得我们可以以一个与传统视角完全不同的角度对道德行为进行认识。作为非契约交换形式之一的道德,只是人类在具体环境中维持自己生存的一种工具,它必然随着人类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变更而变更。在当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升政府执政能力和立法降低行善成本都是进行道德重建的现实选择。     

大学生道德情感的特点与培养

所谓道德情感,是关于人的思想、意图、行为举止是否符合道德行为准则时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它包括以下两个层次和两个明显特点: 第一,伴随着道德认识的情感体验。在这里我们认为道德情感可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面临着具体的道德形象的情感体验;二是理解道德理论的情感体验。第二层次比前者更为深沉,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更为显著。因为大学生接触理论多于形象,所以必须针对这一特点加强理论层次上的道德情感训练,通过具体的道     

政府制度选择的道德核心范畴

政府制度选择必然是利益冲突条件下的公共选择,是在一定的伦理原则支配下进行的伦理行为。政府制度选择必须遵守以公正为核心道德范畴的伦理准则。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的相关论述都有不同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坚持政府制度选择的核心范畴和首要原则———公正,就必须坚持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正、成本的合理和结果的适当。     

政府雇员制倒逼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

“政府雇员制”是政府在某一时期、某一特定项目中以市场化运作方式雇用急需人员服务于公共事务的政府人事管理制度。作为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制度创新,政府雇员制在突破公务员的永业制、改变公务员管理体制、实现“技术精英”管理等方面给公务员制度带来极大冲击。在中国实行政府雇员制,是政府改革的需要,也是满足政府职能动态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其具体实施需要制度的科学定位与各项法规政策保障。     

澳门法律体系中的软法规范研究

从软法理论视角研究"政府-社团"二元治理体系下的澳门特区,可以勾勒出澳门"硬法+软法"二元法律体系框架。社团章程等社会法规范都属于软法规范,而澳门广义政府立法文件中含硬法规范和少量软法规范。澳门政府立法中的软法规范为政府与民间的持续互动留有空间,防止政府滥用职权,能实现公共治理中的帕累托改进。澳门软法治理实践体现出一国两制下的澳门二元合作治理特色,有效约束软法创制和适用中的随意性,政府也为民间自治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应保持民间自治传统,慎重对待政府立法中的软法规范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科学考评,软法规范密集的领域若需立法可以考虑纲要法形式,可尝试推广消费者委员会"行业守则"模式。     

非自利契约论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非自利契约论认为道德原则的应然性,是由平等自由的人基于某种共同的意志所达成的共识决定。平等自由基础上的道德共识、权利与义务的内在隐含、共同体的理论预设等非自利契约论的核心思想,为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然与实然、权利与义务、组织与保障"的内在学理意涵,以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公民的普遍道德共识、外化为公民的自觉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路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通过"融入公民的义务意识、融入政府的责任意识和融入社会的道德习俗"的公民、政府与社会"三位一体"式的实践路径,才能切实奠定核心地位和有效统领其他社会价值取向,才能有效转化为公民的普遍道德共识和自觉道德行为。     

西方行政伦理的历史演进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可以增强政府官员的主体意识、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但市场在培养官员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显然乏力无助,甚至还可能带来负作用。因此,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加强政府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对政府工作人员实施行政伦理教育、制定行政伦理准则、建立行政伦理管理机构、完善行政伦理机制等,是近30年来国外行政伦理建设所采取的措施。这些对于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乃至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两大法系证据规则比较及启示

证据是一切诉讼活动的基础,作为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准则的证据规则在诉讼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西方国家,证据法理论研究及立法工作均相当发达.英美法系以证据法典或单行证据法规的形式,对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大陆法系各国也在诉讼法有关证据的章节及部分实体法中规定了一些有关证据取舍的规则.尽管两大法系证据法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立法思路、技术及若干具体规则上均存在一定的共性,这些共性反映了证据立法的通行原则和技术.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存在内容简略、未成体系等缺陷,可借鉴国外证据立法的经验,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对证据采信的一般规则、取证、质证及证明力等方面的规则进行充实和完善.     

从义务本位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解读之一

从义务本位发展为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是《公务员法》的重大发展。从公务员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公务员的法律地位经历了家臣、公仆和政府雇员三个阶段。二次大战以后,重大权益论逐渐代替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公务员真正成为一种以从事公共事务管理为职业的人员,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退渐演变为一种准契约关系,公务员成为政府雇员,公务员的权利保障机制日渐成熟。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为基础的我国公务员制度基本是义务本位的。《公务员法》明确提出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并通过诸多的制度设计体现了这一新的立法思想,这标志着国家公职人员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康德道德评价的四组概念探析

道德评价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重要环节。康德认为出于责任的动机是道德评价的必要条件；道德行为应该排除关切、爱好的动机。法则可以排除主观性的准则对人的主导，保证了道德的客观性。定言命令将道德行为看作是客观必然的目的本身；假言命令却将道德作为得到其它目的的手段。自律的道德是人遵从理性的道德法则；他律的道德是由于外在的约束和强制，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原则。     

治理与问责思考二篇(之二) 论责任政府道德契约的有效建构

责任政府道德契约建构的目的在于实现政府道义责任的追究与落实。责任政府道德契约的成功构建,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公民思考的不偏不倚、有关宪法原则、规范的规定为前提。道德契约的构建主要包含道德契约外化为宪法原则与规范、政府道德立法等六个维度,同时包含道德契约内容与形式的确立、监管机构的设置等四个环节。道德契约具有一定的有限性,为保证契约的落实到位,契约的"诚信"、"正义"等"实质论"与契约的"形式论"应当是二维一体、缺一不可的。     

浅析我国政府雇员制的执行困境

作为一项从西方引入的人事制度，政府雇员制在中国存在着许多执行困境：改革制度的最初愿景与执行手段的实际效用存在事实相悖、现有制度的内容涵盖与新进制度的责权归属存在交叉或矛盾、组织机制的稳定性要求与制度引发的无定性流动存在内质背离、政府职位的“公共性”与雇员本身的“自利性”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雇员制在中国的理论完善与实践研究，必须从这些引发根本性问题的困境出发，寻找合适的改革对策。     

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的法治化途径选择

公务员利益冲突问题是危害政府廉洁形象和拙政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建立公务员利益冲突制度是防止公权私用，抑制腐败，保证清正廉洁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公务员利益冲突制度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诸多缺陷，尤其是法制化程度较低。应该借鉴国际社会《利益冲突法》的成功经验，将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纳入法治化渠道，加快防止利益冲突的立法建设，对财产申报、资产处理、职务回避、离职后再就业等容易引发利益冲突的事项，进行了严格、清晰、详细的法律规定。同时，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监督机制，强化对从政行为的监督制约，实现对从政行为的监督制约。     

英美公众参与地方政府立法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下一阶段我国要大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的前提与基础是"有法可依",地方政府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决定》特别提出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公众参与将成为我国地方政府立法程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英美两国在政府立法中引入公众参与的实践较为成熟,值得我们关注和选择性借鉴。     

我国政府雇员制的发展困境及路径探析

政府雇员制始于西方，典型代表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有20％的政府岗位是临时政府雇员。国外政府雇员制度的出现是基于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当时存在两种思想的冲突：一种是以韦伯为代表的官僚体制，强调公务员制度的稳定性，主张终身雇用，其优点在于建立一个合理稳定的公务员体系，但维持成本太大；与之冲突的就是后来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国、     

我国政府雇员制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政府雇员制是我国各级政府探索中的一项全新的用人制度,是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有益补充,但在运行的过程中面临政府雇员制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理论研究不充分,制度体系不完善等困境。应对困境的出路：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强政府雇员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加强政府雇员制的配套设施建设,推行＂政府雇员公司＂制度等等,以期更好的发展政府创新用人体制,促进政府向公众和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论官员财产申报法制化的理论基础

官员财产监督的关键是法制化,而官员财产申报的法制化需要有相应的理论基础。一方面,理论基础可以进一步证成其正当性,另一方面,理论基础也能够成为其立身实践的根基。官员财产申报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项:一是人民主权理论,它是官员财产申报法制化的政治理据;二是社会监督理论,它是官员财产申报法制化的实施保障;三是管理利益冲突理论,它与官员财产申报法制化在价值上是同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