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伦理学”与古代社会的基本原则

如果说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归责伦理学"的首要工作是要确立起个体之间那些相互性的普遍法则,从而为构建现代社会确立基本原则,那么,以"知识"为基础的"美德伦理学"的核心工作则是给出关于善的知识与成就以此知识为前提的美德。正是在追问关于善的无视角的知识与如何成就美德的努力中,"美德伦理学"确立了"目的论原则"从而确立起了构成古代社会秩序基础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别在根本上乃在于人们据此建构社会秩序的那些基本原则的不同,而这些基本原则的差异则植根于人类对自身的理解与深化。     

哲学作为爱自由的学问

"自由"是"哲学--爱智"作为"学术--科学"的最为核心的概念和问题,哲学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深化、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欧洲哲学中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和层面:在古代希腊创始阶段,希腊哲人摆脱"知识"之原始经验技术之束缚,确立了"自由知识"之地位;至康德哲学,"自由"通过"实践理性"上升至哲学之最高层面,使"道德"以"自由--职责"为基础;由康德经过黑格尔直到海德格尔,"自由"由"理念"回到"存在".对于"自由"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主体--客体"、"有限--无限"、"存在--非存在"、"生--死"等问题的内在关系.     

聚众斗殴罪法律适用问题探究

在自由宪政之下,刑法应当优先保护的是个人法益,即个人尊严基础上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等生活利益,聚众斗殴罪保护的是复杂法益。聚众斗殴罪的实行行为是"聚众斗殴",属单行为犯罪,性质上属于任意的共同犯罪。对"聚众"行为的构造不能拘泥于形式化,应当立足于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对其进行规范的理解,同时考虑到惩罚与预防犯罪的实际需要,进行综合认定。不正当目的或动机不是聚众斗殴罪的主观要素。     

人身危险性与责任主义

人身危险性和人格相互补充,在定罪中起到"出罪"作用.责任主义利用人身危险性和人格的具体内容,将所有具有客观危害的行为分为两类:将在意志控制下的危害行为纳入刑罚的惩罚之下,将非意志控制下的危害行为纳入保安处分的矫正之中.在刑罚领域,人身危险性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在责任主义的监督下,起到了很好的出罪作用.在保安处分领域,笔...     

伦理学基本问题再认识

伦理学界对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有种种不同看法 ,为了推进伦理学理论研究 ,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加以再认识。如果我们从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以及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伦理学的规范体系、伦理学的学科性质等方面加以综合的思考 ,那就必须确认 :现代伦理学只有把道德规范与意志自由的关系问题作为基本问题 ,才能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     

有限的理性与自由的意志——从奥古斯丁和洛克看自由主义的意志论维度

与通常的理解不同,自由主义既不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比如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等,也不需要像密尔那样,将自由当作人类进步的路径假定人性有无限向善的可能性。自由主义的人性论就像基督教神学的人性论一样,是一种基于意志的有限人性论。从基督教神学中的神人关系假设中可以找到这种人性论的根源。自由主义所保护的自由是意志的自由,意志的自由最能体现人的个体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此而言,奥古斯丁和洛克的有限人性论有着结构上的相似性。     

我国现行辩护制度管窥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制定和新的刑事诉讼法及刑法的相继实施,给人以极大的鼓舞,但我国当前的律师执业状况却不容乐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解决不了控辩双方力量不均衡的问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审判阶段成了凌驾于辩护职能与审判职能之上的一项权利,严重破坏了诉讼结构。而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帮助伪造证据罪"更是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努力改善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使得我国能够满足国际最低司法公正标准,已成为我国整个刑事程序亟待改革的问题。     

信仰与政治:尼布尔国际关系思想的基础

关于“罪”的人性学说及以此为基础的救赎史学是尼布尔基督教现实主义思想的基础,他认为罪来自人的本性自由及其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这种超越导致了创造与毁灭的并存,而它贯穿于世界历史之中.罪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骄傲,因为正义只能通过均势来实现.世俗世界的道德不可避免具有相对性,只有上帝之爱才能克服这种相对性.     

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与自由个人的现代联合——从马克思的社会学看麦金泰尔的德性论

麦金太尔早年试图用被德性论拯救过的马克思主义道德概念批判启蒙以来的自由个人主义传统。但在后来,由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启蒙以来自由个人主义传统的产儿,麦金太尔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转而进入专门的德性伦理学研究。麦金太尔之所以会把马克思主义归入自由个人主义传统,主要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带有这个传统的某种印记,即"个体性"。这种"个体性"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不可回避的道德困境:如何从道德上理解自由个人的现代联合问题。《追寻德性》这部著作从伦理思想史的角度对自由个人主义传统的批判,其实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批评。然而,麦金太尔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他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做了祛政治经济学的处理。正因为如此,他虽然看到了自由个人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却并没有看到后者对前者的超越。因此,他最终选择退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核心地带,转而寻求回归传统德性共同体生活方式的实践筹划是消极而保守的。但是,如果我们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还原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就可以从经济关系人格化的角度看到自由个人现代联合的客观基础。以这个被改造了的社会理论为基础,我们可以重新激活麦金太尔的德性理论,开发出更多对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有益的资源。     

康德的善良意志及其当代意义

"善良意志"是康德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康德所提出的善良意志是道德的基础,责任是善良意志的体现以及人为自己立法等观点,对当代的公共行政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与犯罪形态有关的三个特别问题

由于分别直接关联着共同犯罪、罪数形态和犯罪的阶段形态,故＂片面共犯＂、罪数标准和＂意志以外的原因＂,构成了与犯罪形态有关的三个特别问题。基于事物的真相,＂片面共犯＂问题应按共同犯罪定性或处置,而罪数标准问题应以＂犯意与刑法特别规定结合说＂予以解答。至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对犯罪阶段形态的影响,应立足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作用于犯罪意志的程度及最终结果予以解答。     

从可能性到现实性——康德批判哲学的自由学说

意志是自由的还是必然的，是伦理学中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康德摆脱了以往的独断论，以二元论来划分世界，并以此为起点，完成了自由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飞跃，从而也完成了从认识到道德的过渡。     

理性·责任·自由——康德责任论探微

康德以人的善良意志和意志自由为前提,将道德法则与道德自律统觉于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之下,构建了以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为核心的、先验的责任论伦理学体系.从而确立了以尊重人格尊严、注重从人自身内部寻找道德价值的伦理范式,这对现代社会的责任教育及道德修养有着重要的启示.     

聚众淫乱罪不宜废除的解释性论证

从刑法哲学角度分析,在性质上决定了其在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同时更要维护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秩序;从刑法地位的界定层面看,刑法不仅仅是法规范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从刑法解释角度,可以认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入罪资质前者更为苛刻,后者较为宽松,而不是相反。"秘密性"淫乱的行为不具有惩罚依据的观点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同样也不能立足;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归纳,民众在面临"机遇诱惑"时表现出的"机遇倾向心理"往往比较明显,在此背景下"理性人"假设的理论往往就会大打折扣。这些分析性结论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不宜废除聚众淫乱罪。     

话语现象的道德哲学基础论证

话语是人们用来表达意志、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作为人们交往的有声语言和文字符号系统,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好坏之别,只存有准确和效率问题。然而,如若争夺、垄断话语,或制造话语,借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以达到支配他者观念与行动的目的,那么就具有了鲜明的正当性问题。然而,无论从国家治理还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拥有和使用话语权都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对争夺、垄断话语权现象的正当性基础进行分析和论证,就成了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任务。道德哲学的任务是对话语权的正当性基础进行分析和论证,伦理学则为一种正确和正当的话语现象进行伦理基础的奠基。善良意志、实践理性、实践法则是道德哲学论证话语现象的核心词;目的之善和手段之善是进行伦理基础奠基的核心词。对话语现象进行一般哲学批判,旨在澄明人类创造、传播和践行话语体系的人性根据与社会基础;对话语现象进行道德哲学批判,旨在建构通过创造、传播、践行话语体系的伦理基础;直面道德事实自身,旨在给出创造、传播和践行合理而有效话语体系的道路与方式。     

对扰乱法庭秩序罪审判程序的思考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自诉案件除外)是刑事案件进行审判的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审判作出了不同于《宪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使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审判程序无法可依。本文对其存在的违法之处作了分析,并对不妥之处提出修改意见,以期使法律得到统一。     

论刑事责任量的哲学根据

刑事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对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有不同的认识，前者主张意志自由论，后者否定意志自由论，主张因果决定论。我国刑法学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普遍肯定人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进而认为相对的意志自由是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基于此，刑事责任量的哲学根据应是意志自由程度。之所以意志自由有程度之分，是因为意志自由以认识为前提，而人的认识能力不但具有有限性，而且具有大小程度不同。     

康德刑法思想探微

康德作为刑事古典学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具有自己较为系统的刑法思想。主要观点是：以社会契约论为逻辑前提，解释国家刑罚权的来源，并赋予这种权力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强制力；从自由意志与道德规律、道德规律与法律规则的关系分析入手，说明人所具有的意志自由正是刑事责任的承担根据；主张刑罚只能是对已然犯罪的报应，此外不能再有任何其他目的；主张刑罚惩罚应当与犯罪的危害存在等量关系，这种等量报复刑具有明显的同态报复色彩。     

“闹新房”探源

新婚"闹新房"的婚俗,其原始意义并不仅仅是捉弄,主要是惩罚,惩罚新郎新娘结婚这种"不道德"行为,随着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确立和婚前性自由的禁绝,婚姻"排他性"的不道德转变为道德,"闹新房"的惩罚意义也就丧失了。     

理性但不自由的良善意志——康德良善意志观的悖论解析

康德穿越了是与应当、认知与欲求的界限,强调人是目的的良善意志只以纯粹理性为根据,却不包含任何感性因素。结果在积极彰显不坑害人的素朴伦理常识的同时,不仅掏空了良善意志得以存在的事实性基础,而且也扭曲了其设定底线的规范性功能。最终在反讽性的自败悖论中,将这种自由意志变成了只服从必然义务,却难以从心所欲,因此也缺乏自由的抽象逻辑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