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权的范围

各国地方立法的范围都排除了中央立法、中央执行,以及中央立法、中央和地方共同执行的事务,但在有些领域却不甚统一,有的由中央定原则、地方定细则,有的由中央和地方共有。地方立法通常表现为职权立法和授权立法,还有＂可中央立法、可地方立法＂的模糊地带。在地方立法的类型中,执行性立法是大国不可缺少的,特殊性地方立法是所有国家对个别问题进行调整的手段,普通地方立法往往与一国的民主进程有关。我国地方立法权的总趋势应是＂放＂而不是＂收＂。     

刑事诉讼法中的“等”字探析

刑事诉讼法中的等字,属于等外等的范畴。从形式上来看,等字主要是集中在证据、强制措施和侦查这三个部分;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包括对客观事实、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以及侦查机关权力的列举。等字的存在,与语言、立法技术的局限性、立法过程中各方的权力博弈以及司法惯性和传统密不可分。等字的存在,在理论层面会导致法律条文的不清晰;在实践层面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在后果层面会为司法机关的恣意留下空间。对此,可能的化解措施包括:概念的清晰界定;立法技术的精细化;司法解释的完善以及观念的转变。     

刑事诉讼法中的“等”字探析

刑事诉讼法中的等字,属于等外等的范畴。从形式上来看,等字主要是集中在证据、强制措施和侦查这三个部分;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包括对客观事实、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以及侦查机关权力的列举。等字的存在,与语言、立法技术的局限性、立法过程中各方的权力博弈以及司法惯性和传统密不可分。等字的存在,在理论层面会导致法律条文的不清晰;在实践层面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在后果层面会为司法机关的恣意留下空间。对此,可能的化解措施包括:概念的清晰界定;立法技术的精细化;司法解释的完善以及观念的转变。     

解读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

“社会危险性”是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法治中国”视角下的立法权下移与地方应对研究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立法权下移适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及现实国情,有利于改进不平衡不充分的立法现状,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法治体系转型、立法民主化及人权保障等。从第一部宪法颁布至今,我国的立法权在总体上经历了从高度集中到逐步下放的过程,尤其是近年来,立法权更进一步扩展到了设区的市。立法权下移给地方治理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也使地方机关面临着挑战,必须积极变革、合理应对,加强立法能力建设,提升立法水平和素质,用好立法权,不辜负新时代的新使命。     

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权的新解说

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享有自治权,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此称为自治立法权。根据《刑法》第九十条,民族自治地方的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对刑法的变通或者补充权,此称为变通权。根据《立法法》第八条,犯罪和刑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此称为法律保留原则。上述规定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一是自治立法权和变通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变通权是否违背《立法法》的法律保留原则。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自治立法权的法源根据是宪法,而变通权的法源根据首先在于法律(还可能包括行政法规),其次在于宪法。在法律的层次内,二者可以是统一的,在行政法规的层次内,二者是分离的。变通权的规定并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原因是根据宪法规定,自治立法权中包含了变通权,此种变通权在法律的授权内具有独立的意义。     

自治民主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

立法权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一项重要的自治权。本文浅析自治民主,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出发,客观地分析民族自治地方在行使立法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建议。     

法律语言中“可以”语意特征分析——兼论语言规范和法律语言规范

日常语体中常见词可以词义特征并非单一,而法律语体中可以的语意特征更趋复杂。本文通过对该词《刑法》用例的全面归纳与分析,探求《刑法》中可以的各种不同的语意特征。一般法律人士认为,《刑法》中可以主要表示授权性规范,给司法机关以自由裁量权,即表示可能意,而实际情况则不然,所以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思维的错位与修正——兼论“法律规定”的逻辑结构

把法律规定的逻辑结构当作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进行研究是逻辑思维的错位。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定之间是整体与部分、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法律规范是一个整备的体系,其逻辑结构具有立法体系化表达的方法论意义,但并不直接适用于案件裁判。法律规定是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其逻辑结构兼具立法表达和司法运行双重意义,且可直接适用于案件裁判。法律规定的逻辑结构由预设条件、行为指向和法律效果三要素构成,一般通过几个法条结合进行表达。法律规定的逻辑结构表现为静态和动态两种形态。静态的逻辑结构是法律规定在立法层面的存在形态,发挥着法律规定的指引功能;动态的逻辑结构是法律规定在司法层面的运行形态,发挥着法律规定的调整功能。     

法律语境中的“事实”解读

本文针对法律语境中的事实问题通过语义分析,指出了其在实践、认识和证明三种人类活动领域中的不同要义,以期达到在证据或证明活动方式中对事实的正确定位和实际正确运用。     

母亲河有了法律“屏障”——《海南省南渡江生态环境保护规定》解读

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海南省南渡江生态环境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9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省第一个有关河流生态环境保护的单项法规,它的施行对保护海南的母亲河南渡江,促进我省生态环境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对南渡江单独立法,实行严格的保护管理制度南     

解读“借腹生子”中的有关法律问题

借腹生子现象的迅速发展,衍生了不少法律问题。其实,从法理的角度看,借腹合同并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也不构成买卖婴儿;它恰恰是代孕母行使身体权、委托夫妇行使生育权的体现,婴儿完全可以视为委托夫妇的婚生子女。从世界立法主流看,我国法律对此不应该全面禁止,而应采取适当放开的态度,允许非商业性质的代孕存在。     

法律：医治家庭暴力的“药方”——《海南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规定》解读

近年,我国有关研究机构调查夫妻打架动手频率问题,有34.7%的人承认有过家庭暴力的经历。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占家庭暴力受害者的90%以上。在我省,被丈夫施暴受伤引起婚姻家庭纠纷问题的案件占该类案件的30%以上。家庭暴力危害极大。从我省的情况看,家庭暴力危害主要表现为:一是导     

解读“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相关问题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以下简称继续盘问规定)作为一部单独的部门法规提出,至今还是第一次。继续盘问规定与以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9条关于继续盘问规定的内容相比,更便于操作,适用的对象更具体,程序更严密。     

对“两个刑事证据规定”的宪法解读

两个刑事证据规定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为指导,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体现了宪法人权保障原则及其价值理念,蕴含了权利中心主义观念,遵循了正当程序原则,有利于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和制约司法公权力,有效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建议对“退赃减刑”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基本刑事政策。司法实践也证明,这是一项正确的、成功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它对于争取改造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发挥了巨大威力。尤其在当前办理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中,更有其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刑法》对退赃从宽处理的问题未作明确、具体的规定,使一些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难以掌握退赃与没有退赃或少退赃从宽处     

法律推理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链接研究

法官在循环往复的思维考察过程中,既需要借助于实务经验,也需要运用法律推理技术,这种往返流转过程必须以客观的法律事实与实体法上的法律规范为依据和前提来进行。法律推理所关心的重要问题表现为由法律文本所体现的规范层面转向法律施行的实践层面,并且根据法律目的将规范适用于特定法律事实。判断一个法律事实是否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始终不是简单通过逻辑推论的涵摄就能实现的,法官在此过程中必须寻求最密切联系规则,使得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形成有效的链接,用法律方法论确立法律推理的前提,以便解决判决的合法性问题,由此确立法律推理对法治的建设性意义。     

论法律变迁中的“规范穷尽原则”

法律文本的修改或废止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但如何把握修改或废止的恰当时机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规范穷尽原则"是所有法律文本修改或废止都应当坚守的最重要原则——只有当法律文本已经无法为待决纠纷提供所需规范时,才能被修改或废止,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并不当然地引起法律文本的修改或废止。     

日本“冲之鸟”法律属性解读

日本近年来圈海动作频频,以“南鸟岛”和“冲之鸟”等孤岛或暗礁为基点单方面到处划定半径为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2008年11月,日本在此基础上又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扩大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申请。事实上,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有关条款,“冲之鸟”仅是一块终年沉没于水中的暗礁,不能拥有领海和毗连区,更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新形势下邓小平“二十八字外交方针”的解读和发展

在苏东剧变、国际处境非常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针”为我国打开了外交新局面,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有了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和国际合作空间,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研究邓小平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针”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并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其进行调整和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而且有利于指导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