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改前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演变逻辑——兼论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的变异逻辑

税费改革前,以农民负担为核心、以群体性事件增多等为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汲取型体制,客观反映为乡村基层组织在压力型体制下积极行政带来的机构人员膨胀和经纪体制的复活。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性危机则是在国家治理转型和社会转型期村庄内部潜在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乡村基层组织悬浮于社会之上不能有效作为引发的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危机。以税费改革为分界点,乡村治理性危机在性质上都表现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而诱发根源则从国家汲取型体制转变为村庄内生矛盾。通过透视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在税费改革前后的变异逻辑,我们认为在后税费时代保持一个强有力的维持基础性社会秩序的常规性力量,对于化解潜在的各种乡村治理性危机大有裨益。     

法治现代化视域下行政违法检察监督模式之重构

法治现代化对行政违法监督提出了新的挑战,结合行政权的运行特点,应树立监督、保障、救济三位一体的新型监督理念,重构同步型、救济型、协同型行政违法检察监督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乡村文化建设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文化建设上也突出地表现为这一主要矛盾。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抓手,乡村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化建设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不竭动力和精神支持。     

我国转型时期腐败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 ,社会的资源配置由产权决定 ,便形成寻利的社会 ,由行政权决定时 ,就形成一种寻租的社会。近年我国腐败现象的增加与体制转型时期的矛盾特别是产权制度安排密切相关 ,表现在 :①政府的经济活动范围过大 ,行政权往往大于产权。②行政的随意性控制问题突出。反腐败的治本之策是以制度来遏制腐败 ,把矛头对准制度而不是政府官员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矛盾--考察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方法论

中国现代化说到底是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蕴含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域的文化矛盾.这种文化矛盾既表现为文化的冲突,也表现为文化的融合.究竟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矛盾,这涉及到观视这一问题的方法论.从方法论上分析这一矛盾,应从现实文化向目标文化的文化转型、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关系、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对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异化的反思等方面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长丰县“数字草莓”的经验观察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需要持续动力支撑,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增量赋能的契机。以数字技术赋能为域论,乡村产业振兴为着力点,立足于长丰县“数字草莓”,集中探讨长丰县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三重动力,并在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总结分析了长丰县“数字草莓”的效能经验,通过技术赋能的主体“共建”、技术赋能的资源“共用”、技术赋能的价值“共享”,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现代化,走出“乡村衰落圈”。为破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数字技术与保守意识的矛盾、数字技术与应用人才的矛盾、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的矛盾,要提升数字素养,破除守旧意识;推动人才建设,激发内生动力;完善基础设施,推动要素下沉,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     

论法外行政权的扩张与控制

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要求任何行政职权的行使都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社会事务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使得行政职权在法律之外的行使也不单纯地表现为超越职权的违法形式,在某些场合下,它虽具有"违法"的外在特征,但却合乎于情理之中。法外行政权可分为紧急行政权、特别行政权和异化行政权三种表现形式,它们具有不同的形成原因及相应的控制方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无讼社区”建设研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例

文章以大邑县“无讼社区”建设为例,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视角通盘设计、谋篇布局,探索基层治理法治化内在规律,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强大合力,推动社会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无讼社区”建设的社会价值。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的二难性及其解决思路

时下村民自治处于二难的尴尬境地 ,集中体现在“两委矛盾”、“乡村矛盾”和“村民矛盾”等三对矛盾上面 ;二难的内在成因是国家在处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时进退失据 ;二难性之解决 ,可以考虑从规则内博弈—→规则之博弈、治理型组织—→服务型组织、单一化组织—→多元化组织、单维度视角—→多维度视角等四个方面着手。     

浅析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

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司法独立已经引起了法律界人士及广大公民的关注。但是,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司法独立的实践却几乎止步不前。干扰我国司法独立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在分析我国行政权能够对司法权干预的原因及表现的基础上,才能提出避免行政权对司法权干预的对策。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