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环境侵权损害的社会救济制度

我国现有的法律救济制度中,传统的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由于制度的缺陷和环境侵权自身的特点,使受害者损失仍弥补不足,社会救济制度正是作为环境损害填补的社会化保障制度之一应运而生.文章从该制度的含义和性质入手,分析了设立该制度的现实和理论原因,并从制度的具体操作层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建立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多元化法律救济机制——以康菲溢油污染事件为背景

渤海湾康菲溢油污染事件是近来发生的一起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围绕着该事件中暴露的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救济问题,以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救济的主体识别与赔偿范围的确定为基础,提出建立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多元化的法律救济机制,包括民事诉讼机制、环境公益诉讼机制、环境行政法律机制以及环境责任社会化机制.     

试论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问题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案件分为两类 ,一为野生动物园内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 ,实践中主要以野生动物园承担民事责任。二为野生状态下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 ,我国目前尚无立法规定如何对受害人进行救济。作者试图从国家补偿的角度对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的法理基础 ,赔偿义务机关的设置等问题提出一点设想。     

论事故损害法律救济的路径选择

事故损害的法律救济路径的选择要体现法律的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依据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对受害人救济体现的是法律的实质正义,依据侵权责任法律制度对加害人加以诘难及其对受害人赔偿体现的是法律的形式正义。我国未来事故损害赔偿法的制定应坚持事故损害赔偿的路径应该多样化,归责原则应该多样化;同时在加害人有过错的情况下,事故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受害人的精神损失,以此全面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

诉权是基本人权的救济手段,诉权又是救济性的基本人权。作为公权与私权之间的桥梁,程序与实体之间的纽带,诉权的宪法化和宪法性为诉权提供了司法救济和宪法救济两个渠道,救济也相应地分为两个相互连接的层次:权利的救济导引出诉权,作为一种救济权的诉权的救济导引出宪法诉讼。从保障诉权进而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我们应顺应世界各国整体性的走向和趋势,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走宪法司法化之路。     

大规模侵权救济问题研究

大规模侵权责任须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可以被纳入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且受害者众多,发生原因同一或同质,救济困难。从我国法制环境看,产品责任、药品责任和环境污染责任是主要的大规模侵权责任类型。目前对此种侵权损害的救济方式主要有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基金、责任保险、惩罚性赔偿和举证责任倒置及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此四种救济方式而言,法技术上的可为之处主要在于认定此类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被告之间的责任承担。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被告证明其行为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在责任承担上,由加害者在无法反证其不应承担责任的情形下,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     

权利救济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简议

权利救济方式是多元化的。权利救济与纠纷解决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在法律发展过程中,它们构成同一过程或活动,共享同一套机制。理性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诉讼与非诉讼制度的协调互动以及各种纠纷解决程序的多元化与合理化。     

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多元化救济机制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日益成为人民法院审理的重要案件类型之一,只有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损害赔偿救济机制,才能更好地对受害人进行救济。我国《侵权责任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方面构建了一个由侵权责任、责任保险和社会救助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救济机制。在现代社会,尤其需要多发挥责任保险和社会救助功能。     

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化救济

传统民法理论将自然人和企业视为平等主体,但忽视了大工业时代企业在营利性活动中对人类社会的负外部性影响,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试图强化企业盈利和社会责任目标的融合,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在《公司法》中也获得了实体法表达。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即企业侵权行为,特别是大规模的产品侵权、环境侵权和对雇员的侵权,这些侵权往往损害后果严重、受害人众多,其民事救济问题成为公司法和侵权法中的一个特殊命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应对企业大规模侵权的立法例的比较,认为责任保险制度是比较适合我国立法传统和现实环境的风险分散机制,并在解释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对责任保险具体制度的构建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论民法视野下人体医学试验损害的救济

人体医学试验不应因其具有公益性质而漠视受试者的权利。为了保护受试者的利益,研究者和受试者订立的知情同意书应该视为合同。试验过程中,受试者受到人身损害,可以选择向研究者提起违约之诉或者侵权之诉要求研究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论选择违约之诉还是选择侵权之诉,均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受试者的自冒风险行为可以作为免除研究者民事责任的事由,当然,研究者和受试者也可以就受试者自冒风险行为所招致的损害约定分担。     

弱势群体民事诉讼救济问题研究

弱势群体在诉讼行为能力、法律素养以及诉讼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都处于弱势。要真正实现实质平等，必须对弱势群体提供诉讼救济。现有法律虽然在弱势群体的救济方面作出了一些规定，但仍然存在着诸如救济标准模糊、方式单一、阶段短、保障基金不稳定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明确诉讼救济告知制度、扩大诉讼救济对象、规范诉讼救济标准与程序、专项保障诉讼救济资金、加大巡回办案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罪犯身体健康权的缺损与救济

罪犯权利有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之分。身体健康权是罪犯的应有权利和法定权利。但在实践中,罪犯的身体健康权存在着种种缺损。罪犯的身体健康权的缺损应通过刑罚处罚、行政处分、民事损害赔偿和刑事赔偿等主要手段予以救济。     

试议民事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

民事强制执行制度是人民法院按照执行根据,运用国家强制力,依照法定程序,迫使被申请执行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定权利的一种司法制度。结合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较为完备的执行救济制度,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1.建立专门的执行机关,统一行使国家的执行权;2.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3.建立第三人异议之诉;4.建立执行救济的监督程序;5.建立执行救济的复议程序和上诉程序。     

试论惊吓损害的民事责任

惊吓损害区分为行为对象的惊吓损害和第三人的惊吓损害两种情况。在比较法上,对惊吓损害尤其是第三人的惊吓损害,一般都看作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类型,运用一定的规则给予赔偿。对第三人的惊吓损害,其在性质上应被看作直接损害,而不是间接损害。侵权人应对第三人的惊吓损害承担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主的民事责任。     

大规模侵权民事救济比较研究

目前,世界各国已经面临因高度工业化所引发的各种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危害与考验,近年来连续发生在各国的一些大规模侵权事件也预示着风险社会的到来。2008年我国＂三鹿奶粉事件＂、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等等。完善大规模侵权中受害人民事救济制度是我国侵权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环境利益的民事立法保护与救济

民法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维护主体民事权益的功能,就是因为其拥有一整套完备的民事权益体系,并针对民事权益进行全面的保护与救济。现如今,处在环境问题以及其带来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应将"环境利益"纳入民事立法之中,促使主体利用自然环境的权利得到民事法律的保护与救济。通过确认环境物权、引入环境人格权,以及对《侵权责任法》相关内容的完善,进一步加强环境利益在民事立法中的保护与救济。     

建立我国夫妻侵权的民事救济制度的思考

夫妻间的侵权是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地转变,人们对于夫妻间的侵权越来越注重寻求法律的途径解决。文章就实践中出现的夫妻侵权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对建立夫妻间侵权的民事救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并对夫妻间的侵权行为进行民事救济的条件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救济制度探究

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损害,生态损害将权利救济对象延伸至生态环境本身遭受的损害。但纵观我国环境法律规范中,并未有明确的生态损害概念、损害赔偿范围及权利主体的规定,这对于生态环境本身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必须积极弥补传统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在法律中明确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权利主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生态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以构建我国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救济路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现行法律体系中民事实体法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而刑事诉讼法又否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不一致,适用出现不平等,不利于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得到公平的待遇,损害了司法公正,也有违立法的初衷。因此,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