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私分国有资产及关联行为的司法认定

国有企业改制中隐匿国有资产行为实施完毕,只是贪污犯罪完成的一个环节,仍要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了国有资产作为贪污罪既遂的标准。对国有企业原有资产转给改制后的公司所有的行为,以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进行认定,不仅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现实困境,而且能体现刑事司法的人文关怀。     

国企改制中职务犯罪的认定

国企改刺的复杂性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犯罪行为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隐匿国有财产并转归至改制企业所有的行为、隐匿国有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隐匿原国有企业公物的犯罪数额等疑难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国企高管民事责任的功能及其承担——以《企业国有资产法》第72条为视角

国企高管民事责任在我国实践中被过度弱化,难以有效发挥其在保护国有资产、规范国有企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功能.与赔偿损失一样,归入权也是国企高管民事责任的重要承担方式.归入权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非国家相关部门,《企业国有资产法》第7 1条第2款应修改为,国家出资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前款所列行为取得的收入,归国家出资企业所有.国企高管刑事责任的追究不能替代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承担法律责任的,优先承担民事责任.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应引入信托制度

一　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改制的含义在世界上不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也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均有被称为“国有企业”的这种企业形态 ,只是由于国情和观念的差异 ,不同的国家对国有企业必须具备的要素有不同的要求 ,但其根本核心是共通的 ,即均强调国家对其资产的所有权 ,把对该类企业的调控作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目前 ,各国对国有企业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认定 :以国家对企业资产的实际控制力为标准 ,国有企业分国有独资企业、国有股权绝对控股企业 (即国有股权持股比例超过 50 % )和国有股权对企业具有控制性…     

私设“小金库”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我国对国有单位私设“小金库”行为的规制体系缺乏明确性、系统性、规范性和惩戒的有效性.我国应从严密法网,扩大犯罪圈的刑事政策出发,将国有单位私设“小金库”行为定位为贪污贿赂犯罪的类型,进行犯罪化思考.单位贪污罪系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利用职务便利,侵吞、截留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情节严重的行为.     

试论贪污受贿所得“用于公务“

刑法上所指的贪污受贿数额 ,是指行为人非法占有和收受钱物时的数额 ,是认定贪污受贿犯罪的直接量化依据 ,它不受行为人实施贪污受贿犯罪以后 ,如何控制支配贪污贿赂款物行为的影响。因此 ,贪污受贿所得“用于公务”这一事实 ,是贪污受贿犯罪结果发生以外的事实 ,仅能作为从轻情节予以考虑 ,但不影响罪名的成立     

贪污贿赂类洗钱犯罪司法适用实证分析

贪污贿赂犯罪通常伴生洗钱行为,加大对贪污贿赂类洗钱犯罪打击力度对于更好推进反腐败斗争和扫黑除恶工作、更好追溯黑恶财产、履行检察机关法定职责等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近三年查办的125件贪污贿赂洗钱案件的实证分析,贪污贿赂类犯罪洗钱行为表现手法多样,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主客观认定标准不统一、同步侦办意识不强、财产溯源动力不足、案件侦办权限交织导致成案转化不畅等司法困境。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的修订,应准确把握“明知”“掩饰隐瞒”认定依据,剖析部分有争议的购房洗钱等转化等价物客观行为的认定标准,明确新入罪“自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的关系,并依托“一案双查”“同步审查”理念建立完善专项联络、监检衔接和金融联席会议等各项沟通联络机制。     

国有资本控制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甄别疑难问题研究

国家出资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确认不限于委派,更应强调国有资本代表权的授予。任命主体也不限于国有单位,国有资本控股、参股公司可以对国有资本运作的公务权力授权。国有资本控制公司中具有双重身份人员的主体认定,实际上无法根据其利用职务便利的性质进行研判,而应从国有资本是否实际受到侵蚀或实际损害的结果角度予以审视。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村党支部人员、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的下设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立法解释》所规定7种行政管理工作的，应当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标准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为标准，行为人无论具有什么身份，只要其依法从事公务，就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立法解释》规定的7种国家事务，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挪用公共财产的，应当认定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从事《立法解释》规定的7种国家事务之外的事务包括村自治事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利用职务之使侵吞、挪用本单位的集体收益资金的，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对同一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不同管理事务的行为定性时，应当遵循刑法的谦抑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不应作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     

论我国垄断行业国企高管薪酬的规制创新——基于垄断行业国企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垄断行业国企高管薪酬的行业间差异和行业内差异大;垄断行业高管薪酬高于非垄断行业一般国企和民企;东部地区高管薪酬和内部差距都高于中西部地区;垄断行业国企高管持股比例低,持股收益额度相对较小。此外还存在隐性福利、薪酬结构单一、薪酬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与企业绩效关联度低等问题。为此,要把加强政府监管及宏观指导力度、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实现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优化薪酬结构等作为垄断国企高管薪酬规制体系创新与完善的主要探索方向。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