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控制中的治理理论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犯罪治理是指运用国家正式力量和社会非正式力量解决犯罪问题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各方针对犯罪问题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将治理理论引入犯罪控制领域必须解决其本土化问题,包括犯罪控制参与主体的合法性、犯罪控制中具体事务的边界、犯罪控制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和犯罪控制中国家正式力量的角色定位等。犯罪控制中治理理论的实现途径是根据具体社区的社会关联类型及其强弱的不同,建立以社会关联类型为基础的犯罪控制模式系统。     

试论家庭内犯罪及其社会控制

家庭内犯罪作为一种反社会行为,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家庭内犯罪率的上升会严重影响婚姻的稳定与社会的发展。通过对社会转型期家庭内犯罪特征的分析,深入剖析了制约家庭内犯罪的社会因素,并提出从社会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治理,建立起科学的、切实可行的预防和控制机制。     

网络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机制

网络犯罪是一种犯罪的新形态,网络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机制是一项综合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文中从建立网络警察队伍、建立网络犯罪的防范机制、防控网络犯罪的对策、网络犯罪的防范技术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重点阐述了网络犯罪的防范技术。     

论“擂肥”犯罪场及其控制对策

“擂肥”现象已经成为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发展动向,而且已表现出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场论的重要价值在于揭示犯罪行为在其生成之前的最后一个环节中的基本特征和规律,为我们预防和控制犯罪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模型。在“擂肥”犯罪场中,我们可以从各结构性要素的基本特征入手,揭示“擂肥”犯罪场的生成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最终激发“擂肥”犯罪的原理,并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和控制“擂肥”犯罪现象的基本对策和建议。     

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犯罪与犯罪控制

“现代性产生稳定性,现代化产生不稳定性”,现代化推进必然引起社会结构和社会生产的变革,伴生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犯罪的变化,社会主义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机制通过价值变量、社会结构变量、犯罪条件变量实现的,犯罪的变化带来社会控制机制的转换或重建,犯罪控制获得效果,首先为社会最大限度地发展提供必需的社会稳定环境。     

犯罪控制系统论纲

犯罪控制系统是指由相互作用、有机协调的若干犯罪控制因素所构成的具有控制犯罪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有机联系的体系。如果从社会的角度对犯罪行为主体进行客观分类,犯罪控制可分为积极的犯罪控制和消极的犯罪控制。前者明确指出哪些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倡导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守,哪些社会行为背离社会规范,需要加以约束,以及社会应该怎样积极主动地引导、教育并控制人们避免背离正常的社会行为的轨道;后者则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谴责、批评、制裁或处理。从对犯罪行为主体的积极控制看,又可分为犯罪的外在控制和犯罪的内在控制。内在犯罪控制是通过将社会规范内化作用于人们自觉的行为;犯罪的外在控制是通过外部的强制力量将社会规范作用于人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它包含了对社会制裁的运用。从对犯罪行为主体消极控制的角度看,也可以作如下划分：对犯罪行为和违纪行为的制裁;对违反道德行为的社会谴责。     

试论犯罪情景预防及其在杀人犯罪预防中的应用

犯罪情境预防注重研究犯罪的时空、机会和条件等因素对犯罪生成和发展的影响,力图减少和消灭影响犯罪发生的各种情境因素,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杀人犯罪是性质最严重、危害性最大、影响最为广泛和最令人感到恐惧的犯罪之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暴力犯罪。杀人犯罪具有多发性、多变性、多样性和多因性等特征。找准杀人犯罪发生的主要情境因素,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情境预防措施,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杀人犯罪的发生。     

农民工犯罪社会控制机制分析

文章从文化冲突和农民工生存困境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通过分析道德、刑法和公共政策在控制农民工犯罪问题上的利弊,认为科学的公共政策是消减现阶段农民工犯罪社会原因的最佳选择。     

“宽严相济”在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中的应用

"宽严相济"作为我国现阶段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于2006年10月首次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总计26条)、《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总计12条)、《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总计49条)。     

异化与重构：犯罪控制激发犯罪的检视

犯罪控制的初衷在于减少、遏制犯罪，但控制措施的不当使犯罪控制被异化，一方面控制、遏制着犯罪，另一方面却在制造、激发着犯罪。我国无论是“严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犯罪控制实践，还是犯罪控制的基本理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应当在一体化的视野下确立纠偏性的矫正理论，从犯罪控制的之中、之外、之上的视角出发，在犯罪控制的理念、犯罪学理论、社会控制、司法控制四个维度进行扬弃。     

论犯罪的社会控制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组成了社会基本结构,它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从其产生的方式可分成自发形成的结构与自觉建立的结构,任何社会结构都包括人们在生存、意识和行为准则这三大领域之间的联结方式。犯罪作为社会现象中的一种,与社会结构具有互动性,因而对犯罪的社会控制亦应相应地从自发与自觉两个层次上进行。     

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及其控制

在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封闭半封闭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 ,不仅青少年犯罪所占比重有了明显变化 ,而且青少年犯罪的犯罪主体、犯罪类型、犯罪手段、犯罪组织、犯罪结构等方面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较改革开放之初显示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规律。而这些新的特点和规律警示我们探讨新的青少年犯罪控制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具体包括行为控制、环境控制、法律控制。     

论增强犯罪自控中的道德控制

本文认为：犯罪自控中的道德是守法的前提。许多事例表明,犯罪分子的犯罪都是从不道德行为或放松道德约束开始的。要减少和控制犯罪,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使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自觉地调控到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伦理进德价值目标的规范要求上来。为此,就要增强对个人利益的适需能力、增强个人良心的审度能力、增强个人信念的公正能力、增强对自由的认知能力,并且从广大人民群众常用的一些自我控制方法中汲取道德自控的营养和教益。     

非主流犯罪及其控制研究

非主流犯罪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的犯罪类型,其社会危害性严重,不仅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造成了恶劣影响。分析非主流及非主流犯罪的概念和特征,对非主流犯罪的类型、产生原因及控制方法进行探讨,以求达到控制非主流犯罪的目的。     

“无害控制下交付”中的犯罪形态认定——以毒品犯罪为视角

201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其中在侦查一章中增加了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正式确立了控制下交付在我国的合法地位。鉴于社会安全的考虑,实践中最常用的是无害控制下交付的手段,然而该手段却引发了不能犯未遂与能犯未遂的争议问题。准确界定无害控制下交付中的未遂形态以及解决该新型刑侦措施所带来的法律问题,需要对不能犯理论的正确解读和对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的停止形态的分析,如此,方可使该刑侦措施发挥出最大效益。     

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犯罪研究

"文革"时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犯罪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而且犯罪性质亦恶劣到极点.这个时期,我国犯罪的基本特点是:极强的欺骗性、严重的暴力性、很大的普遍性、异常的复杂性."文革"时期犯罪失控、肆意泛滥的事实告诉我们:要控制犯罪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健全民主与法制,这是我们从中得出的重要的犯罪学结论.     

犯罪预防中的犯罪机会控制

犯罪的发生需要满足犯罪动机、犯罪能力和犯罪机会三个要素。犯罪动机属于犯罪人的主观要件，犯罪能力属于犯罪人的自身条件，这些都很难进行控制。但犯罪机会却是客观的、外在的，因而是可控制的，而且会对犯罪能否发生和完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预防犯罪的发生，重点就在于对犯罪机会进行控制。     

北京街头犯罪控制研究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社会的流动性加大,流动人口增多,公共活动区域安全防范的盲区扩大,以抢劫、抢夺、盗窃、诈骗等为主的街头犯罪长期居高不下,严重影响着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根据以往预防街头犯罪的经验教训,结合北京警方具体的警务创新工作模式,积极预防和应对街头违法犯罪活动,努力维护首都社会治安秩序,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试论食品犯罪的防控

食品犯罪的泛滥,透示着食品犯罪防控的缺失与不足。犯罪的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食品犯罪的防控也不例外。一方面,对食品犯罪的预防的重心在于经济、社会和制度的良好建构;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食品行政监管、强化食品行政执法、加大食品犯罪打击力度,强化食品犯罪控制,进而实现对食品犯罪的综合治理。     

试论食品犯罪的防控

食品犯罪的泛滥,透示着食品犯罪防控的缺失与不足。犯罪的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食品犯罪的防控也不例外。一方面,对食品犯罪的预防的重心在于经济、社会和制度的良好建构;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食品行政监管、强化食品行政执法、加大食品犯罪打击力度,强化食品犯罪控制,进而实现对食品犯罪的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