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是怎样被否定的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粉碎"四人帮"只是解决组织上、政治上的问题,而中国向何处去,人们仍然处在追索和徬徨之中?保梗罚?年2月7日,当时代表政治气候的"两报一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一剂药方,但它不是良药,     

拨乱反正的先声: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上)

<正>1976年10月6日,伴随着"四人帮"的终结,祸害中国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尽管新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试图开启一段"新的历史时期",但此时要他摆脱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显然很不现实。当时,华国锋有一条比较重要的语录广为流传: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这条语录在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们称它为"两个凡是"。     

谭震林的两个“凡是”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8年,当理论界、新闻界就真理标准展开热烈讨论时,《红旗》杂志保持了沉默。分管宣传理论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是两个“凡     

实事求是──从僵化迈向真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的思想理论源泉。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方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作用及影响是巨大的。一、邓小平对“两个凡是”方针的抵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提出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首次推出“两个凡是”方针，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完全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1刃7年5月动日邓小平发表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谈话…     

针锋相对:谭震林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广大群众强烈要求邓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时候,这“两个凡是”的抛出,无疑给拨乱反正工作设置了障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     

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宗一初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党进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突破了＂两个凡是＂（即所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解答》 18、为什么说“两个凡是”的方针是一个错误的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伟大功绩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重新恢复与确立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徘徊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解决了近对年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把全党带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一、徘徊中前进的局面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十年内乱带来的严重困难的局面。华国锋代表中央提出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同时，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对在“文化大革…     

福建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前后后

1976年的金秋10月,“四人帮”在一夜之间被粉碎了,但整个国家百废待举。因此,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全面拨乱反正成了党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最突出任务。然而,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却继续着“文革”的“左”倾错误,向全国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在“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之下,拨乱反正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更谈不上拯救满目疮痍的国家。因此,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解放思想,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切中时弊,掀起了一场批判“两个凡是”的理论风暴,吹响了思想解放的第一声号角,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规     

一篇吹响改革号角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诞生始末

1977年7月，在党内老同志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多次提议下，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当时，我国结束十年动乱不到一年，由于思想领域人们受极左思想影响时间太长，所以尽管粉碎了“四人帮”，但阴霾仍未散净。这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还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继续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向社会宣扬个人迷信和极左思想。社论向全国明确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始终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

20年前,在神州大地上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提出来的。讨论的焦点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领袖的决策和指示?这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要解决的也不只是一个理论是非问题,实际上是两种世界观、两条思想路线、两种指导方针之间的大论战,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博览之窗

“两个凡是”的源头 1965年11月,林彪提出了一个“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经过毛泽东批准,作为全军各项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林彪说: 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话顶一万句。 在1966年1月结束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林彪又进一步讲道: 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疑。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     

试述谭震林提出的“两个凡是”

1977年2月，“两个凡是”的提出，一度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准则。当时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它的错误。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中国社会广泛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是一场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此过程中，各种理论观点激烈交锋，其中老革命家谭震林提出了“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这样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个凡是”     

打到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一场“笔墨官司”——谭震林关于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前后后

粹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由于存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的工作呈现出徘徊的局面。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针对“两个凡是”,他向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致信,果断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李大钊名言的由来

凡是读过《李大钊传》的人,都能熟记那脍炙人口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据史记载:这名句是李大钊1916年从日本归国后到北京创办《晨钟报刊》担任总编辑时,由他亲自设计,每天出刊的报纸社论要配印一古钟图案,并在图案上刻一条警语,第六期警语,便是     

基尼系数并非决定性因素

1973年中共十大．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陈永贵当选为副总理。随着陈永贵官位升高．在山西也产生了“两个凡是”：“凡是陈永贵说的都一律照办；凡是大寨、昔阳做的也都一切照搬。”陈永贵所主待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马的。     

“县委书记焦裕禄”被树为典型始末

正"就这样原原本本地写,群众这么热爱、怀念的县委书记是很少见的。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优秀品质。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他全做到了。我们一定要把他写出来!写不出来,我们就对不起人民!"——穆青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由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社论《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学     

胡耀邦与汪东兴的短兵相接

1978年6月，胡耀邦就“六十一人案”同汪东兴等人发生了冲突。胡耀邦一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说：“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的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     

胡耀邦以“两个不管”解决“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两个凡是"和大量冤假错案,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挽救了千百万无辜的受难者     

邓小平理论是求真务实精炼管用的马克思主义

一、邓小平理论是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和实践相结合的求真务实的过程中产生的。求真务实是邓小平理论的特点之一。1976年,中国面临着改革发展的历史机遇。然而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的障碍,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徘徊的局面。邓小平以求真务实的理论智慧和政治勇气,积极提倡全面、完整、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坚决反对“两个凡是”。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设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怍,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尔后,邓小平支持并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大讨论。通过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驳、否定,促进了政治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和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与之同时,邓小平以求真务实的精神,相继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