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信赖保护原则

近些年,政府诚信缺位的现象层出不穷,直接侵害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因此,确立诚实守信理念,践行信赖保护原则,成为政府提高公信力的当务之急。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效率,需要在法律制度和执法环节进行完善,同时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司法救济权的实现。     

论行政相对人程序权的定位、功能与救济

行政相对人程序权是与实体权并列和对应的过程性权利，二者是派生与衍生、服务与制约的关系。程序权的功能在于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使行政权理性化运行，保障相对人权利现实化以及使权利与权力形成动态博弈协作状态。行政相对人程序权的救济途径包括自身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     

论行政强制法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及完善

行政强制法实施中具有保障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必要性,行政强制的单向性特征弱化和损益性特质,以及程序正义的要求,彰显了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保障的重要意义。我国应在行政强制的设定、决定与实施,行政强制权利救济与监督等方面,全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实践困境及其出路水——以某市检察院办理的马某申诉案为切入点

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任意之理由，随意撤销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很多时候这种无限制的撤销行为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当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在诉讼阶段得不到法律保障时，如何通过诉讼检察监督对其救济，成为了现阶段诉讼监督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马某申诉案例，将对现阶段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中存在的诸多困境，试图寻求对其解决的方法。     

论行政指导的救济与责任

本文通过分析行政指导在实践中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论述了构建行政指导救济和责任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通过行政指导的性质、违法的行政指导与相对人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角度论证了其理论依据。最后 ,提出了完善行政指导救济和责任制度的初步设想。     

我国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缺陷与完善

行政不作为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给行政相对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违法的行政作为.由于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等方面的限制,我国的行政不作为司法救济制度在督促政府积极行政、维护相对人权利和公共利益方面,没有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从扩大受案范围和调整原告资格两方面入手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制度进行完善.     

论行政诉讼禁止判决之建构

行政诉讼判决是人民法院判断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制约行政权不当扩张和解决行政争议的最终结果,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原告的诉求能否实现.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判决是一种事后救济机制,与域外法治国家行政诉讼中的全方位的权利救济机制相比,我国的权利救济体系还不健全,尤其是禁止判决的缺失往往使得对相对人的救济处于“缓不济急”的状态,对那些通过事后救济难以获得弥补的被损害权利的保护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在立足国情并参照国外成功制度的基础上,在我国引入行政诉讼禁止判决非常必要.     

论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救济 途径行使程序之完善

2015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并规定就行政协议有关问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举表明行政协议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普遍运用,需要法律加以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完善,但由于我国强行政权的历史传统,立法上的重点过于偏向对协议相对人的保护,而对于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规定甚少。201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解决,其通过赋予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作为满足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下的救济途径,这一救济途径与行政协议中相对人享有的救济途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有效保证了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相对平等,但仍有必要完善行政机关主体司法救济权利的程序规定。     

关于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制度的思考

行政合同的救济主要是对行政合同缔结、履行中产生纠纷的救济,其救济主要是针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救济。文章明确了行政合同行政诉讼救济的前提——行政合同案件可以而且应该纳入行政诉讼范畴。并对行政合同行政诉讼救济的范围作出清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行政合同诉讼救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行政事实行为侵权之法律救济探讨

行政事实行为在我国一直没有在法律上得到正名,只是停留在学理的研究上。国家在行政事实行为侵权之法律救济途径存在较大的缺陷。当前,应当修改《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以完善救济途径,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行政相对人程序参与权的保障

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在行政法律活动中处于弱势、被动地位。为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和实体权利,必须充分尊重并保障其程序参与的权利。同时,行政相对人行使程序参与权也是民主与法治良性运行的必然要求。鉴于当前我国在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参与权保障方面的现状,亟须建立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保障机制。     

论行政侵权事后救济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

行政权力行使之后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引起各种行政纠纷,应该都能够通过不同的法律途径得到解决。由于现行行政救济法律法规制度存在不足,导致有些行政纠纷难以得到解决,应当加以完善,各种行政救济途径的救济范围应当互相衔接,救济程序应当体现公正,救济终结机制应当建立。     

论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之弊:违法(宪)性考查与对策

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作为彰显民主、择优取仕的现代重要政治制度,却存在五大违法(宪)问题,即歧视性限制、不正当行政、不合理行政、非录用行政行为违法以及救济缺失。针对这五大问题须以五大对策应对,即废止歧视性限制,创设"可录用的假定"原则;公开相关信息,确保相对人查阅权;以专业素养和法律素养为录用考试之核心内容;规范非录用行政行为;保障相对人救济权。如此,方可使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违法(宪)性问题得以修正。     

论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不应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在我国行政法中,行政复议行为被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但行政复议行为与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本质的区别,行政复议行为是一种由行政机关进行的权利救济行为,它所直接处分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而非相对人权利义务,而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是行政机关直接处分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因此,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不应属于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行政侵权行为。     

论预防性行政诉讼的法律建构——以被拆迁人的救济渠道缺乏为视角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由于拆迁矛盾而导致的拆迁行政争议越来越多。面对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的非法拆迁行为,处于弱势的被拆迁人的救济渠道不顺畅所导致的社会暴力事件不断发生。预防性行政诉讼与保护被拆人所亟须的司法救济途径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现阶段建立起事前救济的预防性行政诉讼,扩充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以此避免因缺乏及时有效的救济途径而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行政计划变动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

行政计划的可变性比一般行政行为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在什么情况下保护,以什么方式保护就成为研究行政计划变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行政计划的内容是否可诉存在较大的争论,与之相比,各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司法判决对行政计划变动中的信赖利益是否可诉的观点则较为一致,承认了行政计划变动下相对人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本文认为,行政计划的形成过程应当重点保障公民和有关专业人士和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等,使计划形成时具有科学和民主的程序保证,而对于行政计划的变动过程则应更多地在法律权利保障和防止或制止行政计划裁量权滥用的外部控制机制上进行制度构建。     

政府在行政指导中的信赖责任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能够灵活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管理需要的"柔性执法"方式,越来越广泛地为我国政府所采用。但由于立法的滞后和行政指导自身的不规范和不健全,在行政指导实践中存在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因行政指导受到损害时无法获得救济的问题。政府在行政指导中的信赖责任的引入,是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提高政府公信力和促进行政管理目的更好地得到实现的重要手段。     

我国军事行政救济制度的有关问题

军事行政救济制度是国家行政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军事行政管理手段、保护军事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依法治军的需要来看 ,建立军事行政救济制度十分必要。军事行政救济制度基本内容包括军事行政复议、军事行政诉讼、军事行政赔偿三大部分。军事行政救济制度整体上适应国家有关救济制度的法律规范 ,同时必须根据国家军事机关的特点 ,对军事行政救济制度中的军事行政复议、军事行政诉讼、军事行政赔偿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行政诉讼法目的初探

法的目的是立法者期望通过法的实施而实现的预期结果。行政诉讼法平行表述的立法目的是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妥协的产物。司法权力对于行政权力而言,其作用或功能更倾向于监督和制约,而不是雏护。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则是不可替代的司法救济制度。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在救济相对人的过程中实现的,其结果是使然而不是应然。对权利的保护应是行政诉讼法满足社会主体需要的不可替代的目的。     

关于我国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关系的思考

我国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的衔接，采取必经复议与选择复议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出自于税收争议的专业性和法院的压力等考虑，但它限制甚至剥夺了税务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途径。专业性考虑和降低税收成本等不能以牺牲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