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的东南亚外交战略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东南亚出现了复杂的国际关系。根据这一状况,邓小平围绕外交服务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大原则,利用中美苏"大三角"的基本格局,继积极促成中日、中美关系大转变之后,又适时把东南亚外交置于中国外交的优先位置。邓小平认为,东南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华人华侨分布广泛,对中国周边安全、经济建设以及战略布局都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判断,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从"排除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坚定支持东南亚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和"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等几个方面,对中国的东南亚外交进行了富有战略意义的布局。     

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发生了由"援助换政治"到"援助推发展"的演变,通过调整力度与广度的界限,援助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至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在安哥拉内战中未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苏划线"的政策使中非关系陷入困境,加之国内政局变动,中国自1976年开始着手改变援非政策,逐步摒弃"以援助换政治"的原则,乃至放弃援助莫桑比克以改善自身在非洲的战略困境。改革开放道路确定之后,资源有限前提下的现代化战略开始限制对非援助的规模与让渡性,并以此形成对外援助政策的上限。同时,以反苏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战略促使中国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在亚洲建立并支撑两个战略支点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维系最低限度的援助以干扰苏联的全球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两大关键因素构成的合理战略区间内灵活调整,进而援外部门通过将无偿援助与军售、有偿项目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相结合,开始实现援助与收益的平衡,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道路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动态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对外援助良性持续的根本前提。     

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四大历史变革阶段。一是建国初期 ( 1 949年到 1 95 0年代末 )的“一边倒”战略 ;二是 2 0世纪 60年代的“两条线”战略 ;三是 2 0世纪 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 ;四是 2 0世纪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战略。这种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 ,充分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作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必然是适应时代变迁需要的产物     

建设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路径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党为解决“三农”问题先后作了三次大的路径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对“三农”发展思路的重大调整和创新。建设新农村与解决“三农”问题密切相联,共同由新村貌、新产业、新生活、新风尚和新组织五“新”构成。用建设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历史性的战略工程,是中国“三农”问题最好解决的基本路径。     

构建新世纪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路径探索——以全球化和中国身份变化为视角

全球化与中国身份变化共同演进是21世纪中国生存与发展必须立足的基本现实、必须面对的重大考验和必须适应的根本变更。全球化改变了国家安全环境、国家问安全利益关系以及安全维护模式；中国的崛起亦使得自身的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安全形势以及寻求安全的战略观念有别以往。构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应以此为路径，在战略方针拓展、战略能力发展和对外战略选择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邓小平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领导我们党制定了改革开放战略 ,使中国与世界形成互动关系 ;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使中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 ;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 ,使中国的经济大踏步迈向世界 ;制定了一整套维护国家利益 ,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战略策略原则 ,使全球化沿着形成国际新秩序方向发展。     

地缘战略与中国周边安全的思考

地缘政治总是将地理因素和国家的发展规划、发展目标紧紧相连,甚至直接影响大国的总体战略。中国周边地区在世界地缘战略格局中举足轻重,既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地缘战略依托,也给中国周边安全增加了许多复杂变数。历史上,中国周边地区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关系重大,周边安则中国安。因此,构建一个成熟、科学、有效的周边地缘战略意义重大。     

中国外交的大局意识

大局意识是中国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的前提条件。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在外交工作中,坚决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切实维护中国的政治稳定;努力发展与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关系,促进中国的经济稳定;妥善处理敏感涉外事件,避免引发国内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强与国际社会特别是邻国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跨国犯罪,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南海问题研究的三大战略性议题——基于相关文献的评述与思考

南海争端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议题,也是中国人必须重视的中国特色议题.本文从战略评估的角度对中国与国际海洋制度、中美海上竞争以及中国周边秩序调整等三大类议题进行了分析.南海问题的源起、演进与大国政治密切相关,受制于美苏争霸约束.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海洋秩序调整成了第三世界崛起的标志,中国将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从政治上而不是经济上考虑支持这一制度系统,对海洋制度如何约束国家行为并无充分准备.由于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美竞争的不是制度而是权力,这是众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导致南海波澜再起的重要原因.从当事国角度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竞争已经不是制度、权力之争,而是周边国家担忧中国如何使用权力的反应,中国远未到主导周边秩序调整的阶段.为此,中国需要塑造一种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相互调适的战略文化,让不断增长的战略手段具备更加匹配的战略目标,只有两者协调起来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在南海的利益.     

21世纪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之考察

世纪之交,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正积极构筑面向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新世纪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是以日本国家利益为旨归、基于对21世纪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而确立的.同20世纪90年代相比,21世纪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呈现一些新特征,无论是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定位,还是在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手段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和趋势,这些变化和趋势改变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性质.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安全形势与外交新理念实践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和美国战略东移的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和外交面临着复杂的形势。自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必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的崛起必定将压缩周边国家的成长空间。随着美国的战略东移,"重返亚太"为中国周边跟随美国的国家构筑了坚强的后台。中国周边出现了一系列的挑战因素都与这些有很大的关系。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和外交环境之下,我国需要在巩固和维护周边安全,加强命运共同体建设;增强多边互动,加强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周边安全与外交战略融合推进等方面有所加强。     

论共产国际对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一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客观走向;另一方面也与共产国际在总体策略上的重大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后期,共产国际提出"第三时期"理论,"左"倾思想在共产国际占据了上风,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开始转变,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与确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安全到发展：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范式转变——以中柬关系的演变发展为主线

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在对外援助方面更实现了从重要受援国向新兴援助国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在地区层面从重点关注地区和周边安全合作逐渐转向发展援助和发展合作，这一转变尤其体现在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其中中柬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最具代表性。柬埔寨是中国第一个开展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无偿援助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国家，当前中柬政治互信、经济发展和战略合作都提升到了空前高度。本文借助“安全—发展”联结框架，以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范式转变为理论背景，梳理和分析中柬关系的历史发展和变化。为了维护柬埔寨国家安全与地区秩序，中国在柬埔寨战后和平重建进程中展开了积极的斡旋外交。在柬埔寨完成国家重建、开启经济社会重建阶段后，出于中柬两国共同发展的需求，中国对柬埔寨实施了以民生发展为主的经济援助与发展合作，中柬双方战略关系得到极大提升，呈现出从“以安全为导向”到“以发展为导向”的范式转变。     

上合组织为何不足以支撑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

中国西北周边的安全形势是形成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的现实基础。当前，中国西北周边地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价值不断提升，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形势相对平稳，但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呈现出新形势。基于理论和现实的需要，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成为当下值得探讨的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在维护区域安全和促进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安全功能，其成立和发展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需求，可以将其作为中国区域安全战略的支撑平台之一，但不能作为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的独立支撑平台。这是由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需求、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形势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自身状况和多边机制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在与周边国家打交道时，如果需要各国共同协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就在多边机制下进行合作；如果在双边条件下更有利于解决的问题，就拿到双边机制上来解决。为了更好地构建中国西北周边安全环境，应该以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局势，以更加开阔的战略思维来思考应对策略。     

把安全发展贯穿云南高质量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到二○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这对今后云南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部署,是发展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婚姻型拐卖越南妇女犯罪原因分析

在中国,拐卖妇女至贫困农村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从拐卖国内妇女到拐卖越南妇女,表象背后的逻辑都基本一致:解决贫困农村大龄男性的娶妻生子问题。由于农村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从周边相对贫困的越南、缅甸、柬埔寨等邻国娶妻成为这些农村剩男解决婚姻问题的首选。然而,境外的妇女合法入境是一条艰辛漫长的道路,几乎无走通的可能性,而收买一名非法入境的越南妇女既方便又便宜,因而促成了大量的越南妇女被拐卖到中国各地农村。     

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

独联体是欧盟周边外交战略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对独联体政策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地区实践，其目标是要把独联体国家纳入冷战后欧洲新的安全和经济体系。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欧盟将独联体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构建了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对独联体政策框架。进入新世纪后，欧盟的独联体政策出现调整，开始对独联体国家奉行有区别的政策，重点加强了同独联体内邻国的关系。2009年推出“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标志着欧盟的独联体政策调整进一步深化，也反映出其加强了对俄罗斯防范与竞争的一面。该计划启动后困难重重，折射出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多重困境，而核心症结就在于欧俄地缘战略竞争的加剧。     

新中国海洋战略实践历程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海洋战略实践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突出强调海防安全的重要性和组建海军的紧迫性,同时辅助发展海洋测绘、渔业和港口建设等工作。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关注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大力发展海洋科技。在全面改革开放时期高度重视海洋,制定了《全国海洋开发规划》,海洋经济也有了大发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将海洋经济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为建设海洋强国谋篇布局。十八大以来,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进入建设海洋强国时代。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安全的挑战及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文化安全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西方发达国家正以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为后盾,凭借多种手段对中国实施文化扩张战略,中国的文化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已成为构建中国文化安全战略中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正确认识和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对维护国家的整体安全战略和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40年基本经验的一点思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战略启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如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战略定位上的两大调整和坚守:一条是重新认识和调整了与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关系,一条是正确认识和解决了对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方位及所处阶段的科学判断并将这一判断确定为在中国发展很长时期内党的路线战略和政策的基石。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质,可以简单概括为在内外制度体制政策上全面调整与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关系,就是充分正视和重新寻找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情和全球大环境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现实可行的中国道路。认真总结相关基本经验,对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健康发展仍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