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回美利坚的灵魂

克鲁格曼作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他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本文为其中一篇,发表于2009年4月）,为维护美国的建国理想和价值观,锲而不舍地批评一切他认为有悖于此的美国政策,特别是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虐俘事件首先为美、英媒体披露,使小布什政府十分尴尬,美国形象也大受损伤。另一方面,美国媒体也彰显了新闻道德和责任感,首先披露此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播丹·拉瑟获＂皮巴迪广播节目奖＂。对于刑讯的界限和正当性,美国政府内部一直有争论。奥巴马本人任参议员时有投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记录,对刑讯、虐俘更是持批判态度。     

“美国优先”：特朗普中东政策的现实指向

就美国整体的中东外交而言,特朗普政府正在中东地区掀起一场"破旧立新""美国优先"的新外交。执政将满三年的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国内面临来自民主党人、媒体舆论乃至共和党内的各种批评和挑战,但其在中东实施的具体政策却没有引起太多争论,反映出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力中心不在中东,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的中东外交在美国总体对外关系中所占地位不及以往。     

击破“官僚主义”的思维定势

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有部门，到处都存在官僚主义。说到官僚主义．我们往往只会想到政府，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所有大型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僚主义，甚至一些小型组织也不例外。毫无疑问，不但政府部门里的公务员常常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私有企业中的经理们也同样可能因受到公司规章、制度以及企业文化的种种束缚，而整天忙于炮制官样文章，显得头脑僵化，经常坐失商机。私有企业同样有可能对客户做错事。政府部门一直处于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之下，他们的任何失误都会招致公众的抨击。然而今天私有企业也在逐渐受到更具有社会意识的董事会和广大公众的监督（特别是后者），虽然监督的效果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企业的客户部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客户投诉，电视新闻和时事节目也总喜欢用记者把经理逼得无处可逃的画面来取悦观众。消费和商务杂志不但把相互竞争的产品、商家加以比较，以教育公众，还要分出个三六九等来。所有这些都使高级管理人员十分尴尬，做起事来愈加缩手缩脚，然而许多企业只是简单地用忿怒和辩解来回答这些批评。     

尼克松与美国媒体的恩怨

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外交活动家,但其从政之初就与媒体结怨。媒体对他的报道和评价更多是负面的,他对媒体也少有好的印象和看法,双方关系一直很差,冲突时有发生,直至对簿公堂,最后发展到媒体将“水门事件”曝光,尼克松被迫辞去总统职务,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也是唯一一位辞职的总统。考察尼克松与媒体的关系,对于进一步认识尼克松本人和美国的新闻媒体不无裨益。     

西方需要通过“解放思想”做出调整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到底是资本主义优越还是社会主义优越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无疑是30年来占据主导地位,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撒切尔里根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那套理论。危机发生以后它的倡导者失语了,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危机中已经失去功能,都是政府在忙碌,采取种种措施刺激经济,包括挽救私有金融体系免于崩溃。但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坚持和对国有化的恐惧让美国和西方政府在很多举措上缩     

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缺陷及其完善

私有财产权具有重要的人权价值,在人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宪法的私有财产权规定也是其他具体财产权的基本依据。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首先要通过宪政来实现,我国已经进行了四次宪法修正,不断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仍存在许多不足。其表现为公有财产相对于私有财产更具优势,私有财产权没有纳入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宪法规范仍存在逻辑混乱,关于征收、征用的补偿规定较模糊。我国宪法应在加强平等保护、实现公平补偿、推行正常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私有财产权在我国宪法中的重新定位--兼论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这是我国在保护私有财产权问题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对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私有财产权在我国宪法中仅是一种经济权利、物质权利,相对公有财产权来说,它处于弱势地位,同时该权利的实现缺乏可操作性。在当前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有必要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进行重新定位,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论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

宪法修正案适应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客观需要,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包括提升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地位、加大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力度、扩大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范围等,赋予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同等地位。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制度的完善,为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善与实现提供了契机和物质前提。     

美国智库与媒体的互动——以CNAS(新美国安全中心)、CSIS(国际关系战略学会)、Brookings(布鲁金斯学会)为例

美国智库长期致力于国家政策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与媒体有相当互动。美国媒体善于利用各种渠道包括纸媒、电媒、网媒及新媒体平台等渠道进行与智库和政府的互动。特别是在新媒体使用上,在政策制定前后智库都会充分与媒体沟通,并在充足资金支持下,提供旗下专家在媒体和自身网站发声,对政府进行游说和沟通。     

媒介环境和形态的变化与政府宣传工作的转型

在美国公关学界有一个著名的说法:问题的关键不是政治家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媒体将她塑造成为什么样的人物。抛开其中实用主义的因素不谈,这个说法起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媒介的各种报道对于政治家的形象乃至政府形象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党和国家一直有重视宣传工作,重视新闻媒介的影响力的优     

领导者怎样与媒体进行危机沟通

政府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往往居于整个工作的核心地位.媒体是危机传播的途径,同时也是危机控制的关键.媒体是把双刃剑,挥舞得好,可以变危险为机遇;挥舞得滥,则会使事件陷入更深的危机.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处于危机管理的关键位置,在出现危机时常常是媒体追踪的重点人物,能否与媒体进行良好的沟通,对组织摆脱危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内外相关评价体系构建简述

国外关于发展评价的相关研究状况国外有影响力的评价研究、排名很少由政府主持,一般是由媒体、研究机构等进行。大致可分为这几类,一类是由媒体等组织进行,比如美国     

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利益集团参政是美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利益集团作为美国政治过程中一支基本力量 ,它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主要表现为其对美国政治过程的全面渗透和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广泛介入。利益集团参与政治过程的积极作用是有利于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和民主 ,有利于促进社会平衡和社会制约 ,有利于政治的沟通和利益的表达 ,也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保持社会的长久稳定 ;利益集团参政的消极影响是容易导致政治的腐败 ,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削弱政府的权威并导致政府效率低下 ,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公安机关如何利用媒体构建良好公共关系——基于对大连市基层派出所的警务实践调研

公安机关是维护社会治安的管理机关,新闻媒体担负着对各行各业实施新闻监督的职能,公安机关的执法、服务活动、队伍管理以及警察的个体行为均处于其监督之列。随着政府政务公开力度的加大,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也越来越大,各地公安机关逐步认识到媒体的地位和作用,有意识地开展警察公共关系建设。面对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的媒体,公安机关在应对媒体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实现公安机关与媒体良性互动?本文从基层公安派出所的警务实践出发探讨如何实现警方与媒体的良性互动,以期提升警务人员的新闻宣传素养和媒体应对能力,从而对进一步构建和谐的公共关系有所推动。     

新闻记者是干什么的

新闻记者是干什么的?海伦·托马斯说:“新闻工作者……是民主的看门狗。”仔细想想,确是不刊之论。不是把媒体称为“第四种权力”吗?按照现代宪政理论,权力之间需要相互制衡,政府依法监管媒体的报道是否规范、客观和真实,媒体也要监督政府是否滥用     

面对金融霸权,我们如何应对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滥用金融霸权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然而,美国滥用金融武器也导致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同时使美国债务负担日趋严重。在此背景下,美国谋求利润日趋转向制造"可控混乱",作为转嫁其国内危机的手段。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促使美国金融霸权加速衰落,同时也增大了美国加大对外转嫁危机的可能性。     

河南双庙村艾滋病调查

河南上蔡是近年来媒体一直关注的艾滋病高发地区，可以说在媒体和政府的关注下，该地区的艾滋病防治取得了极大的改善。然而，近日记者在随同慈善家到河南进行捐赠时又发现了一个淡出媒体视野的地方——商丘市双庙村。     

试析美国的利益集团及其产生发展的原因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利益集团是美国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公民个人与政府之间的重要纽带，是美国政治进程中十分重要的因素。“作为民主主义不可缺少的要素和归宿，利益集团构成美国政治的实质”。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上又有很大的变化，利益集团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地位日益凸现。基于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本文试图探讨一下美国利益集团的概念界定和利益集团在美国产生、发展的原因。     

从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看媒体的“社会责任”

一直以来媒体在呼吁政府要有社会责任、企业要有社会责任、公民要有社会责任，但对自身的“社会责任”却很少谈及，盖因“媒体社会责任”和上述种种“社会责任”相若，皆是知易行难。     

试论城市危机管理外部响应网络的构成和作用

城市危机管理的责任一直主要由各级政府承担。一定程度上,政府外部资源：如媒体、NPO、社区、企业和市民的作用被弱化或忽视,这是不利于危机时期的资源整合的。本文提出城市危机管理外部响应网络这一概念,旨在分析以媒体、NPO、社区、企业和市民为主体的外部响应网络在城市危机管理中各自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