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设立“介绍买卖毒品罪“

修订后的《刑法》对毒品犯罪有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但对在毒品犯罪中普遍存在的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行为没有单独设立罪名,司法机关在处理行为人时,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中“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无论是否获利,均以贩     

毒品犯罪中代购毒品行为的司法认定

代购毒品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帮助他人贩卖毒品的故意.可结合以下因素界定:一是行为人与吸毒人是否有亲密关系,仅为亲友代购少量毒品,一般不认定为居间介绍毒品;二是根据行为人是积极为吸毒人寻找购毒渠道或已知购毒渠道而为吸毒人购毒而奔走,还是无明显偏向性、仅据所知毒源偶然促成交易进行判断;三是结合用于代购毒品的资金流向界定,先予垫付毒资,交易后向吸毒人索要的行为更符合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特征.     

建议增设“介绍他人获取,使用毒品罪“

我国一贯坚持坚决的禁毒政策,在贯彻禁种、禁贩、禁吸“三禁”并举的方针时,特别强调要抓好堵源截流的工作。笔者认为,堵源截流有二层含义：一是堵住毒品生产、运输、销售之源,二是堵住吸毒人口增加之源。冷静地总结我国禁毒工作的实践,似乎可以发现,我们在堵住毒品制贩之源方面成绩斐然,但在堵住吸毒人口增加之源方面行动相对乏力,对毒品消费市场的扩大缺乏坚决而又严密的对策。本文仅对后一问题略陈浅见,并提出立法建议。一、毒品犯罪与毒品消费市场的关系根据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1991年为…     

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的认定——田杨、匡更明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

在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犯罪中．应区分居间介绍行为的不同情况，对居间行为人分别定罪处罚，不能一概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其中，为毒品的出卖方推销、介绍毒品的居间行为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受吸食毒品者委托，帮助吸毒者购买毒品的居间行为人，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关于完善毒品犯罪立法的思考

中国的反毒品犯罪司法实践证明,中国毒品犯罪立法对于惩治毒品犯罪,有效地遏制毒品的蔓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目前的禁毒立法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毒品犯罪立法须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加以细化和完善,为打击毒品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不以营利为目的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行为性质之辨析

【基本案情】2008年8月18日被告人崔某受吸毒人员王宇之托,为其联系购买毒品＂K粉＂事宜。当日15时许,被告人崔某与王宇乘坐租赁的鄂E66622富康轿车从当阳来宜昌城区向被告人肖某购买毒品。后经崔某联系,被告人肖某与王宇、崔某见面。     

对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的分析

当前毒品犯罪日趋隐蔽，毒品买卖的上下家之间往往无法直接联系交易，而要求助于所谓的“掮客”在中间牵线搭桥，以完成交易。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在实践中出现频率很高，但因实际情况较为复杂，往往让人难以判断．本文拟对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立法规定及袁现形式作一个梳理，以使对实践中的较为复杂的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有个更为明晰的认识和判断。     

介绍买卖妇女、儿童行为的性质认定

介绍买卖妇女、儿童行为可作为买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共同犯罪处理。司法实践中应结合行为人对买卖双方所持帮助故意及其支配下的介绍行为的具体情况对其共犯形态进行判断,在帮助买卖一方故意支配下实施介绍行为的,按拐卖妇女、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帮助犯定性处罚。在帮助买卖双方故意支配下实施介绍行为的,按想象竞合犯的处罚规则,从一重处断。介绍卖淫罪、介绍贿赂罪不是将介绍行为入罪的有力例证,没有必要将介绍买卖妇女、儿童行为独立成罪。     

吸食注射毒品罪的立法比较与思考

当今世界，毒品已成为人类的公敌。国际毒品泛滥给全人类的健康和世界各国的政府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控制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日益蔓延的势头，消除毒品危害，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制定严厉的法律制裁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其中，不少国家把吸食、注射毒品行为规定为犯罪，用刑法的手段打击吸食、注射毒品行为，遏制毒品违法犯罪蔓延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近年来，我国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毒品蔓延较快，关于设立吸食、注射毒品罪的呼声越来越大。因此，对设立吸食、注射毒品罪进行研究和探讨很有必要，这对于推动完善我国毒品犯罪的立法和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司法实践以及参与国际礼会的禁毒斗争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祖国大陆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毒品犯罪立法比较

科学而严密的刑法规范是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通过比较分析,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之所长,是进一步完善祖国大陆地区法律规范的重要途径。我国台湾地区在防制毒品犯罪方面有着比祖国大陆地区更长的历史,其立法经验也显得更为成熟。我国台湾地区将毒品依其成瘾性、滥用性及对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予以分级,对不同级别的毒品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分别设置轻重不同的刑罚,将制造、贩卖、运输、持有专供制造或施用毒品器具的行为、转让毒品行为、服毒驾驶行为等予以犯罪化,其刑罚规范具有明确化特点。这些立法经验,都是值得祖国大陆借鉴的。     

为刑事特情人员介绍购买毒品行为的性质认定

[基本案情]2011年4月10日,购毒人李某(系刑事特情人员)向公安机关检举朱某贩卖毒品,并称可通过徐某向朱某购得毒品。4月15日,在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控制下,李某通过电话联系徐某,提出想要购买两套冰毒,徐某答应帮其向朱某联系购买事宜。徐某随后电话联系朱某,告知其有朋友要购买两套冰毒。朱某同意交易,并要求徐某带其朋友于当天晚上至A地点交易。该晚20时许,徐某带李某至A地点,并共同进入朱某驾驶的红色QQ轿车,朱某坐驾驶座、李某坐副驾驶、徐某坐后排。朱某随即拿出两包塑料袋包装、共计54.17克冰毒给李某。李某看过后交给朱某,朱某放在     

论买卖人口犯罪的立法修正

现行刑法关于买卖人口犯罪的规定存在较多体系性疏漏,使得买卖人口犯罪的刑事规制频频被诟病"人不如物",该立法缺陷背离了民众朴素的法感情.借助法益衡量理论与权利侵犯说,应将买卖人口犯罪所侵犯的客体确定为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无论是拐卖行为还是收买行为,侵害的法益(权利)是相同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构成...     

中国惩治毒品犯罪的立法与实践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以法律的手段打击毒品犯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法制建设的新时期。关于惩治毒品犯罪的立法不断发展和日趋完善。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现行刑法典），结合惩治毒品犯罪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参照国际禁毒公约对毒品犯罪的类型以及量刑标准的规定，对中国的毒品犯罪立法作了更为严谨、务实、合理的修改和补充。     

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1〕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毒品犯罪。然而就立法而言,本罪并非完美无缺。本罪在罪名、立法模式以及刑罚等方面存在缺陷,需要对其进行完善,建立较为合理的犯罪体系,以利更公正、准确的打击此种犯罪。     

对居间介绍毒品犯罪与代购代卖毒品犯罪的理解和应用

实践中大量毒品犯罪案件中出现居间介绍人与代购代卖人员参与毒品犯罪的现象.由于对于居间介绍与代购代卖的理解不同,对此类案件是否定罪处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出现了较多争议.本文依据实践案例,分析探讨居间介绍、代购代卖毒品犯罪案件的理解和应用.     

制造毒品犯罪幕后老板的审查和认定

【要点提示】制造毒品犯罪的幕后老板拒不认罪,同案被告人在庭审中均予翻供,致使准确认定幕后老板及其在共同制毒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的难度加大。对此,应仔细甄别全案证据,通过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来审查认定。     

为他人藏匿毒品的行为如何定性

犯罪嫌疑人粟某知道其丈夫扈某把大量毒品放在家中抽屉的三个香烟盒中并在家中吸毒．但对毒品的来源并不清楚且对扈某在家中吸毒也不干涉。在扈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公安机关又去搜查其住处。粟某为使其丈夫逃避处罚．将扈某放在香烟盒中的毒品海洛因藏匿在身上，并在民警带其上警车的过程中趁机把毒品扔掉．被民警当场发现。经依法鉴定，从粟某身上查获的毒品海洛因重82．3克。经审理，扈某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     

论我国环境刑法中空白罪状的立法缺陷——以福海生态园案为例

我国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定,既包含定性的因素又包含定量的因素。从法律条文上看,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多由空白罪状形式加以规定,本文以福海生态园案为例,借以说明空白罪状在环境刑事立法中亟需完善,期待引起刑事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足够重视。     

对滥用毒品行为犯罪化和合法化的思考

本文运用犯罪学的基础理论,将滥用毒品行为定性为无被害人犯罪,并在此基础上批驳了滥用毒品行为犯罪化和合法化的依据,主张在行政违法化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措施帮助滥用毒品者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滥用毒品者。     

论意志决定自由的刑法保护——胁迫、强制行为的犯罪化思考

对侵害“意志决定自由”的严重危害行为予以放任,是刑事法网的一处漏洞,为了保护自由法益的内在层面,应当增设胁迫罪和强制罪,这既符合罪刑均衡原则,也利于推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理念。我国在强制罪、胁迫罪立法方案上,应单设普通犯罪构成而不设加重犯罪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