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

本文分析了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生成、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生态环境 ,重点揭示了三十年代政治文化对文学杂志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作为三十年代特有现象的“杂志年”,是由三十年代的文化控制与反控制这一政治文化背景造成的 ;三十年代革命文学杂志的兴盛则与政治文化心理驱使下的普遍的阅读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 ;政治文化对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的办刊方向起了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     

算法之治:法治的另一种可能性?

伴随算法对人类生活普遍而广泛的影响,一种“算法的统治”开始成为事实。问题是,算法的统治符合法治的要求吗?对此,应依据法治的具体要求来逐一检验算法之治的两种具体类型：代码驱动型与数据驱动型。如果仅将法治理解为富勒所提出的八项形式条件,那么,至少代码驱动型的算法之治的确会满足这些条件。即使附加上限制专断统治的新条件,代码驱动型的算法之治也至少在形式上满足法治的要求。不过,以上这些都不是对法治最准确的理解。如果指引行动是法治的核心内容,那么,它会要求法治由字面意义的“法律的统治”转变成“法律是唯一统治者”这种确切含义。如此一来,所有类型的算法之治都不是具体的法治,也不满足法治的要求,而是法治的拘束对象。     

政治化角度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论争

30年代是中国20世纪学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学论争，学讨论乃至学批评中，都能发现30年代学论争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特点的遗存，因此，本的探讨对加深理解3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学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章分别从学论争的起因，论争中各方所关注的重心、论争各方的心态，对话的基本方式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重要学论争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显的特征，并进而分析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30年代特殊的政治化语境的根源。     

论1930年代"社会剖析派"作家群的文学形态

作为1930年代一个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社会剖析派"的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相近的政治理念,奠定了"社会剖析派"群体生成的基础;群体的双重人格,反映了他们在文学和政治道路上的艰难选择;而在创作实践方面,社群成员之间大量的书评创作,显示了这个群体的内在向心力.以文化的视角来考察"社会剖析派"作家群的文学形态,对于揭示一个作家群体的形成和其内部诸多复杂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薛济民：金陵律师的另一种生活

得意而不忘形、失意而不沮丧、自信而不骄傲、谦虚而不自卑“,这是薛济民律师事务所官方网站上济民准则的前四句话。”     

20世纪40年代战争规范与制约下的文学论争

战争政治化影响和制约了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所有学论争。其特点是一次数频繁，从抗战开始到新中国建立，几乎从严没有间歇。二是对抗激烈，学论争往往寓含着不同的政治色彩，内在实质是不同政治思想、观念和势力的冲突和交锋，政治和战争取代学本身，构成这些论争的核心并决定着论争的进程和方向。此外，战争政治局势的严峻也直接影响了40年代学论争的方式，政治化和情绪化是其最突出的形式特点。这些学论争对40年代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另一种情感

正人生旅程当中,会有许多种情感相伴,爱情会淡,友情会散,一种超脱友情和爱情的感情却会陪伴一生,在这个浮躁的现实当中令人动容。人生旅程当中,会有许多种情感相伴,爱情会淡,友情会散,一种超脱友情和爱情的感情却会陪伴一生,在这个浮躁的现实当中令人动容。二十年前的那一天,普通平凡的她因为一次意外受伤,在初二留了级,那时留级个别现象,所以在陌生的环境里,一般大年龄的孩子中,她     

另一种顾虑

2002年12月1日，昆明市实施新的户籍制度，再次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其中规定：“对昆明市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外地人员，奖励城市户口。”     

另一种救赎

她是我的邻居，一个心地善良的中年女人。 那天，她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在楼梯口，她看见一个面生的男孩子，清瘦，十七八岁的样子，脸色有些蜡黄。看到她，男孩有些腼腆地转过了身。她叹口气，暗自想，可能是谁家的乡下亲戚吧。     

另一种说明书

对于说明书人们并不陌生，可在石家庄新华区法院采访时发现了一种新的说明书：近两年该院作出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一切法律文书，后面都要附一份说明书，就是把法律文书还没有完全说明的内容进一步解释清楚，通过释法明理，让当事人赢得清清楚楚，输得明明白白，达到“胜败皆服、案结事了”的目的，     

政治激情与30年代文学创作

源于1930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的作家的政治激情，导致了人们对文学审美的特殊的偏颇性的理解，导致了广大读者对文学的特殊接受和偏颇性的审美预期，也导致了作家对文学审美的特殊的偏颇性的选择。在一个“非常态”的政治语境下，要在文学中追求“常态”的表达，不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了，这样的作品也许很难获得最广大的读者。从政治文化心理支配下的文学表达这一独特的角度，可以使我们对30年代中国文学的审美风貌的形成根源，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Sweden in 1930 and the 1930 census

The primary goal of censuses has always been to collect reliable information on the state’s population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governmental decision-making.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ategories used in the 1930 census and links them to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were generated. We treat the census as a tool of state power, which can be discerned from the definitions of its categories and the way in which statistics are collected and used. The guiding question of the study was “how does the 1930 census differ from previous censuses and how can these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be explained?” We find that as in earlier censuses, Statistics Sweden used extracts from the parish books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to collect information for the 1930 census, but also used diverse supplementary sources including tax registers, income tax returns and language surveys. Thus, unlike in most countries, Sweden did not send out census takers or questionnaires to the population. Many of the new or updated variables we see in the 1930 census such as income, wealth, and number of children born, can be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bate concerning the poor working clas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inclusion of categories such as ethnicity, religion, and foreign nationality can be seen as part of a normative approach wanting to control, monitor and correct deviant elements of the Swedish population.

Sweden has several extraordinary longitudinal population databases built on the country’s excellent parish registers dating back to the 18th century. While the Swedish censuses have rarely been used as sources of data for historical analysis, this work demonstrates that the 1930 census has great potential to support new research.     

行政自制的可能性分析

行政自制是指行政主体自发地约束其所实施的行政行为,使其行政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运行的一种自主行为,即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在现代政府理念和行为方式之下,惠民理念的兴起、行政权的规范行使、行政主体和行政方式的多元化趋势等为行政自制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的现实可能性。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性——基于言伴语境理论的考察

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能达成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言伴语境对意义生成具有重要作用。法律解释的言伴语境是当下案件事实。法官处理案件时在其前见的指引下根据法律规定选择、建构案件事实，根据案件事实赋予法律文本以语用意义，并且在语境和文本、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之间的多次循环往复中实现解释者和文本的视域融合，使法律文本的意义不断丰富和完善。刑法未规定期待可能性，但对其适用体现了言伴语境对文本意义的作用，因而其存在具有合理性。适用该理论不会打破法律的安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平衡，法官因此而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     

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重构

尽管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法律归属、地位和标准等方面还有纷争,但它已成为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学界的通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大陆法系国家,期待可能性不仅是衡量犯罪成立与否的规格因素,而且具有减免责任之功效。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倘若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对现实许多疑难、争议案件可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有助于凸显我国刑法的谦抑性与制约国家刑罚权,并丰富我国的刑法理论和研究方法,当然,这会导致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重构。     

废除法人作品规定的另外三个理由

我国著作权法关于法人作品的规定引发广泛批评,持废除该规定的观点的论者为数不少。该规定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立法技术借鉴方面的率尔操觚、立法理由的张冠李戴、法学理论的顾此失彼,废除该规定有利于纠正作品实际创作人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业已失衡的权利配置关系。     

论期待可能性之判断

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是责任判断的必经阶段,故意、过失、责任能力的判断不能代替之。期待可能性判断的本质在于对意志自由的判断,司法实践中需经历三个步骤:犯罪动因考察——主体选择性考察——规范评价。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众多,各有优劣,且彼此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其中,法规范所力图维护的国家、社会安全需求不能被忽略,应提倡在法规范期待下的行为人标准说。     

道德律：道德生活的可能性

道德律是人们道德地生活的基本法则,唯有道德律才能提供一种道德生活,也才能使道德生活成为可能.我们的时代缺乏对我们生活的准则是否合乎道德法则的检视,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道德律给我们提供了可资思考的维度.康德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指出了一种道德地生活的可能性.道德是人之为人应有的生活方式,只有严格的道德规范,只有过一种严格的道德生活才是国民当下的道德选择,而伦理研究者的责任则尤为重要.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继承与批判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法理论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并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得以承认和采纳。近年来 ,我国刑法学界已有人开始涉足这一理论 ,但是 ,其诸多主张颇值商榷。本文简要地介绍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基本内容 ,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评价。文章提出 ,我国刑法应批判地继承期待可能性理论 ,不能盲目扩大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