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认识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心理

近代中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态度,与其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心理密不可分。具体而言,它与近代中国国门被迫开启后既要学习西方又要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相关,也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条件和经济特点、与农耕文化的特点和影响等有关。分析近代中国认识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心理,以期关照当代中国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学界对资本主义认识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调查显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主体缺位,文化福利资源获取困难,文化供给形式单一,普遍处于"文化福利"缺失状态。为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需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通过政府、用人单位、社区、文化市场等福利主体共同努力,创新文化福利资源供给方式,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体系。     

2011—2013年海外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述评——侧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方面

近三年来,海外学者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研究出现了更广更深的趋势,不再是集中于近代政治史领域,而是更为关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研究方法更多的是采用实证性研究,以图通过考察数据来发表看法。梳理海外学者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五大方面研究的关注点的变化无疑有助于我们自身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完善。     

论“东亚福利模式”研究的一种路向——东北亚与东南亚福利体制之比较

东北亚和东南亚在经济发展、历史沿革、文化基础、社会特点等方面有所不同,将之作为两个福利丛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东亚社会福利的认识。研究发现,两个体系在社会支出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国家福利责任、社会政策导向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探索东亚福利模式可将两个体系福利体制之比较作为一种研究路向。     

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文化渊源探究

从福利文化的角度出发,探索欧洲社会福利制度背后的文化渊源,通过对北欧、西欧和南欧福利文化的解读,发现福利文化对福利制度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巨大力量,从而对我国构建社会福利文化得出启示。     

政治危机——奥菲福利国家危机理论探析

在《福利国家的矛盾》中,奥菲对福利国家内部存在的深层次危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研究了奥菲有关福利国家政治危机产生的两个主要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诱导、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失衡;以及政治危机的两个主要表现:福利国家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的分离、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无效性。通过研究奥菲的政治危机理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当今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管理到教育:破解福利依赖的路径选择

福利依赖作为社会问题,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阻力。当前,我国针对福利依赖的研究多从其产生的外部因素进行考量,而缺乏对其内在机理的探析。由此,也使得破解福利依赖在理念上更多地偏重管理,而忽视了教育在其中的重要意义。因此,在破解福利依赖的理念的转向上,要实现从以管理为主的外部控制型向以教育为主的内部转换型的转变;推动在规范性学习、政府扶持岗位、服务救助实施以及社区学校和传统文化训练班等资源中增加有关公民意识、工作伦理内容的知识和训练,寻求福利依赖的破解之道。     

试论中国古、近代领导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现代价值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学理论中,不仅有马克思主义领导思想的精髓,也有着中国古代、近代领导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科学地研究分析中国古、近代领导思想,把握其特点,领会其精神,从而做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使古代领导思想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焕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领导理念。     

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述评

新世纪十多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在史料发掘、学科体系建设、思潮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研究理念与方法、范围等方面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体系建设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学界继续努力。     

城市近郊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及个体差异——以江夏区五里界镇为实证

以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为实例,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应用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对应分析模型研究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和个体差异。研究表明:经济福利变化方面,失地农民农业收入普遍减少,非农业收入大幅增加,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且农民生活成本上升,家庭支出增加。虽然农民愿意对剩余的土地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投入资金仍处于较低的水平。非经济福利方面,社会福利和生活福利均有不同程度改善,环境福利中景观破坏程度感受和土壤板结得到改善,但田块面积变化和破碎程度却有所恶化。个体差异研究方面,非农业收入已经成为失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较低的教育水平限制了经济福利的增长,且老人经济福利的状况令人担忧。     

黑龙江近代历史文化特色形成略论

多姿多彩的黑龙江历史文化是多民族共同谱写的壮丽乐章。她气势如虹,分外妖娆。黑龙江地区在近代时期深度浓缩了中国社会变迁中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景象。秉承华夏多元一体的文化原则,黑龙江历史文化特色在近代尤其突出,她内部蕴藏的中华自强不息、海纳百川的民族精神不但促使她积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在续写当代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建设富饶黑龙江的时代重任。历史文化本就浩瀚精深,故本文旨在针对黑龙江地区在近代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较具特色的几点历史文化试做分析。     

近代历史图景中虚无主义的表现形态、演进动力及应对经验

近代以来,虚无主义开始在中国出现,并在历史、民族和文化等领域不断衍生,形成了虚无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图景中的表现形态,即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三种样态。从虚无主义的演进逻辑来看,西方"虚无主义"强势传入的外部冲击力、社会舆论中由怀疑氛围逐渐聚拢而催生的现实生成力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虚无"基因的历史根源力,共同交织为虚无主义成型的三重动力。为警惕和防范虚无主义的进一步扩散,近代历史中积累的以历史眼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以民族情怀驳正民族虚无主义和以文化省思肃清文化虚无主义等应对经验,为当下克服虚无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表述——由谢重光的畲族概念所引发的思考

文章首先从畲族概念的产生及其族体构成的划分两方面入手,解析近代的畲族其实是另类的聚拢,是人为建构的结果,随后将畲族的经济文化特征与瑶、苗和客家的情形作一比较,揭示出谢重光畲族定义的片面性,并由此进一步对民族的意涵进行反思,认为近代的民族概念本质上是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表述。     

梁漱溟钱穆文化哲学比较管窥

梁漱溟和钱穆都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阐扬者,二人都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其终极关怀是一致的。由于二人不同的心路历程、对中西文化研究方法的差异及对文化体认的不同,二者的文化哲学也并不一致。梁漱溟从哲学出发,钱穆则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作了比较和预测。     

以报刊为中心的近代北美华文文学活动:从阅书报社、征诗、征联到粤剧、白话剧

对近代北美华人从阅书报社、征诗、征联到粤剧、白话剧的一系列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活动进行探析,可知近代北美华文文学的发生与华文报刊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其"现代性"因子的孕育离不开近代报刊这一重要推手。从文化传播学视角来看,北美华文文学及华文报刊能够直接反映当地华人的文化生活水平及状态,这些史料对研究当时当地的华人状况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社会建构型福利体系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径

新中国福利体系经历了政治建构向社会建构的模式变迁,社会建构型福利体系超越前有的政治建构和克服改革开放初的经济建构产生的弊端,整合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和个人的福利资源来兴办福利事业,核心是实现福利供应的多元化。社会建构型福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必须依赖公民社会的公平保障平台和能动社会的效率保障平台,才能充分彰显社会建构福利与福利建构社会的双向运行逻辑。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三大主体协调用力中,社会建构型福利体系将催生制度完备、机制顺畅、权责平衡的新型福利文化,并为体系运行提供充足的动力。     

论“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文化的演进

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固有特性,表现为一种转变与增殖的过程。近代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转变和变迁的。因此,它的传播及传播方式有着特殊性。本文考察了近代文化传播的关系、方式以及对近代文化发展的影响。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

大规模的劳动力外迁不仅加速了农村地区的老龄化,也给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的四期追踪调查数据和在广东省深圳市进行的"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同时面向农村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外迁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的农村家庭养老表现出传统和变革共存的特征;子女外迁给农村老年父母的生活福利带来双面影响,使得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加重了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负担,影响了老年人的健康福利;子女在城市外出务工带来了传统孝文化的弱化,但女儿的养老功能得以增强,长期低生育率条件下发生的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使得传统依靠儿子养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发生转变。本文最后探讨了在劳动力外流背景下政府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政策建议。     

公共协商:企业参与农村社会福利供给的路径探索与共同富裕——基于吉林省白山市某案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企业参与农村社会福利供给,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吉林省白山市的BMZ公司为个案,对其参与当地DS村福利供给的案例进行全面剖析,研究发现,传统“单向参与”模式下企业参与农村福利供给面临着福利供求结构失衡、参与方式阙如与行为失范等一系列困境,这些问题掣肘企业参与社会福利的功能释放。究其根源,企业以“工具性”为核心的功能定位的福利供给,忽略农民农村的社会、文化需求和经济利益,使农村福利发展陷入了悖论。实践表明,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公共协商”模式在满足农民基本需求、防控农村社会风险和促进农民生计发展等方面效果显著,这为企业参与农村福利改善、推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路径参考。     

周王朝的国家福利分布对现代中国的启示

周王朝历时近八百年,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的国代中国可以说是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然而周王朝能够屹立不倒800余年而获得瞩目成就,周朝的国家福利功不可没,他究竟有何优势,将通过周王朝的国家福利分布特点及其所体现的古代福利价值观来分析周王朝的福利优势之处,作为中国古代优秀的福利文化分布以其在价值观念上给予当代中国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