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女性化格局下妇女政治参与困境及其消解

随着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渐趋加快，我国农村村庄呈现女性化由趋势逐渐演变为格局。农村公共领域对妇女的有限开放和女性参与村级治理的制度安排，使妇女进村“两委”数量有所提高，但在村级治理的政治资源分配中仍居于最弱势地位。在村庄女性化这一特定背景和形势下，国家和社会应通过制度整合和文化形塑，改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环境，疏通妇女政治参与的渠道，优化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主体性条件，以消解村庄女性化背景下妇女政治参与的困境。     

农村妇女骨干的组织化与公共参与——以“美丽家园”建设为例

本文以"赣南新妇女"运动为基础,讨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在全国妇联发起的"美丽家园"建设中,家庭卫生如何成为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连接点;在此过程中,妇女如何被动员起来,通过参与家庭卫生整治工作而进入村庄治理。本文认为,这一自上而下发起的"新妇女"运动为妇女的重新组织化提供了契机,一批妇女骨干被发掘出来,并通过参与家庭卫生整治进入村庄治理工作中。地方政府、村庄社会、村级组织都是妇女公共参与的机制性因素,它们为妇女提供了与国家联结的机会,重建了妇女的公共身份,也为妇女的公共参与实践提供了试错和探索的空间。     

保护性政策与妇女公共参与——湖北广水H村"性别两票制"选举试验观察与思考

保护性政策为什么没有改变农村妇女公共参与"推而不动"的状态?这与政策运行的村庄社会基础有很大的关联性.本文考察了一项保护性政策实验中村庄社会的不同反应,发现自上而下的保护性政策在输入到村庄社会的过程中,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对于村庄层级链条中位置不同的妇女,保护性程度不同,其公共参与程度也不同;同时,它并没有改变男性主导村庄权力结构的局势,还加深了两性隔离.为此,制定政策应该充分尊重村庄妇女公共参与三级链分层现状,使政策的保护性力量在这个链条上出现增量式发展;应该建立有效的配套机制,改变"两性场域"不对等分割状况,实现和谐式参与.     

政治传播:村民自治中农村妇女的有效参与——基于湖北省黄村的调查分析

从"国家政治"的层面研究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会对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做出不切实际的低估判断.本文以"村庄政治"为视角进行研究,证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传播是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因此得到真实、原本的体现.     

30年来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主要政策梳理

从当前我国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状况来看,女性参与村级治理的比例仍然偏低,而改变现状最有效的工具是公共政策的推动,但从国家政策来看,"男女平等"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政府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更是将妇女参政视为重要发展战略,并强化和增添了相应的支持政策。通过对我国1982年到2012年的支持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主要公共政策梳理,尤其是对1998年的老村组法与2010年新村组法进行比较,进而分析此类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与目标。     

村民自治制度中的农村妇女参与

农村妇女参与的实现与扩大不仅有赖于政权的现代化,有赖于政党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有赖于传统性别文化的破除与妇女群众主体参与意识的培养.为此,必须赋予农村妇女以真实的和个体的主体性,建构一个"横向"的妇女力量整合机制,使农村妇女能够参与到党和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建立起国家与农村妇女的纵向联系.同时农村妇联组织在代表女性整体利益的政治沟通过程中也必须注重整合分散的妇女权力资源,通过不断地自我更新实现农村妇女参与的草根化发展走向.     

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支持网络的构建——基于“整体政府”视角

本文运用"整体政府"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以湖北G市村委会选举为个案,分析了在推动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存在的效率取向、政府空心化、管理碎片化以及政府缺乏管理合作伙伴能力的问题,提出了构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支持网络的建议。     

牵手互助组 互助同发展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妇联坚持“妇女参与、妇联协调、各级联动”的工作宗旨,动员全区各乡镇妇女组织,以村为单位建立起“农村留守妇女互助组”,帮助留守妇女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互助组将同村、同产业、同需求的留守妇女组织起来,通过实现“三个有”（有带头人,有花名册,有帮扶对象）来提高农村妇女的组织化程度。目前,已建成各类“农村留守妇女互助组”300多个,参与妇女3万多人。参与农户1万余户。农村留守妇女成为了农村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农村妇女有效参与乡村治理探讨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广大农村妇女逐渐成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力军,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充分发挥妇女的优势,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加强宣传教育,加强妇女组织建设,提高妇女自身的能力素质,鼓励、支持妇女有效参与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建立妇女后备人才储备库,促进农村妇女有效参与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基础和保障。     

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竞选策略研究——以湖北省随州市为个案

2008年中国2/3的省将开展新一轮的村委会选举,农村妇女能否顺利进入村庄权力结构,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同时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竞选策略也非常重要.本文以湖北随州市选举调研为基础,阐述了在农村初级政治市场形成的背景下,妇女在村委会竞选中运用营销策略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以及存在的认识误区;并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探讨了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竞选策略,为妇女参与即将到来的下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竞选提供帮助.     

村民自治中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基于湖北省黄村的调查分析

以“村庄政治”为研究视角的分析,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传播是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得到真实、原本的体现。     

乡村工业化背景下的客厅工厂与农村妇女——基于对河北省李村的研究

文章基于对河北省李村的实地研究,分析了乡村工业化背景下的"客厅工厂"形式及参与其中的农村妇女的处境。受家庭照料负担和生活资料商品化的影响,农村妇女被迫卷入客厅工厂的劳动中,客厅工厂处于市场链的底端,妇女们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用"无围墙工厂"强调客厅工厂带动农村发展及增进妇女福利的主流叙事值得商榷,真实的逻辑是工业化浪潮把农村青壮年男性整合进外出务工赚取薪水的境况时,将留守妇女也动员到其赢利逻辑中,是资本而非农民是主要受益者。在乡村工业化背景下,应关注妇女处境,给农村女性松绑。     

农村妇女社会参与调查与思考

“社会参与”权利的享有和参与程度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两个不同侧面,既反映了一定时期男女平等的程度,又体现了社会进程中的妇女发展状况。为深入了解当前农村妇女的社会参与状况,分析农村妇女在社会参与中的群体差异,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与农村妇女发展的关系,2002年10月至11月,我们在德州市农业结构调整重点乡镇——临邑县临南镇按照政治经济综合评定为一、二、三类村的基础上,每类随机抽取一个村,作为群体比较样本村,并从每村随机抽取100名妇女作为个体调查样本。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等形式进行了专题调研,得到了…     

组织嵌入视角下新乡贤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机理探究——基于S村的个案研究

近些年来,在国家的引导下,新乡贤成长为乡村治理的生力军。新乡贤参与村庄治理何以有效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S村新乡贤参与村庄治理案例的研究发现：新乡贤具有较强的能力和意愿参与村庄治理,新乡贤组织作为高能力—高意愿治理主体的共同体,通过结构嵌入、政治嵌入、关系嵌入、文化嵌入参与村庄治理,持续强化了新乡贤参与村庄治理的能力和意愿,达成了村庄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共治,从而实现了新乡贤参与村庄治理的有效性。     

建设新农村 妇女顶起半边天——解析湖南“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项目

湖南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80%。当下,大量男性农民进城务工,妇女成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但是,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热情不高,竞争意识不强,在大力推行村委会直选时,妇女当选比例大幅下降,与农村妇女的应有地位不相适应。针对这种状况,湖南省妇联抓住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机遇,     

治理理论视域下的女村干部能力建设CSSCI

建设法治国家,需要政府依法行政,更需要社会治理法治化。村庄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来,在村庄治理中,女村干部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为新农村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从村庄治理的性别结构的现状来看,女性参与村庄治理存在着数量上的"一低两多两少"、权力结构边缘化等问题。要提高女村干部的治村能力,就要营造具有性别意识的话语环境、提供具有性别意识的支持政策、构筑女村干部成长的坚实后盾,同时,女性要自觉学习和修炼。     

治理理论视域下的女村干部能力建设

建设法治国家,需要政府依法行政,更需要社会治理法治化。村庄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来,在村庄治理中,女村干部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为新农村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从村庄治理的性别结构的现状来看,女性参与村庄治理存在着数量上的"一低两多两少"、权力结构边缘化等问题。要提高女村干部的治村能力,就要营造具有性别意识的话语环境、提供具有性别意识的支持政策、构筑女村干部成长的坚实后盾,同时,女性要自觉学习和修炼。     

基层政权的上访治理——从权力缺失、上访转型与治理策略互动的角度出发

目前,村庄发生原子化的现象,以前的长老统治和礼治秩序不复存在。同时,乡镇政权性质发生改变,从以前的"汲取型"政权变为当前的"悬浮型"政权。这些凸显了目前基层政权所存在的"权力缺失"现象,即在基层政权缺乏基础性权力、权力的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另外,上述问题也凸显了当下上访的结构变迁,从"维权型"上访变为"谋利型"上访,从"依法上访"变为"以法上访"。这种权力缺失与上访的结构转型导致了上访治理策略的非常规化。在上访治理中,基层政权开始使用各种策略替代权力进行上访治理,上访治理成为一种"权力的私性运作";同时,基层政权也开始使用策略对现有权力进行"最大化",利用村庄资源与话语,重构自身在村庄中的制度性能力与权力的权威性资源,为上访治理进行铺垫。权力缺失、上访转型同上访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目前的上访治理不能仅仅围绕治理本身,而应该重建国家在村庄中的存在,重建基层政权的基础性权力,同时,打破权力话语,重建基层政权的权威性资源,以应对目前的上访大潮。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初探——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

本文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讨论了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分析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特点、作用与局限.以此为基础,展望了此类村庄在实现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乡村治理中农民组织化未来的发展,并提出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