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模式的各径变迁与现实选择

政府治理模式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其变迁既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有助于我们找到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动力和路径。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应在传统治理基础上应对社会和时代挑战，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主导下的参与和合作治理模式。     

风险社会以及对差异的承认和包容

人类历史上的农业社会也经常被学者们表述为同质性社会,工业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差异化的特征,但这个历史阶段中的人们所追求的却具有同一性。在陷入风险社会时,人类所面对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的差异化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风险社会具有差异性的特征,故可以将这个社会定义为差异化的社会。如果考虑到风险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的话,那么构建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第一要务。风险社会中的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差异性的共同体,共同体成员表现出对差异的承认和包容,合作行动是将社会的差异性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加以利用的。     

从购买服务到合作治理——政社合作的形态与发展北大核心CSSCI

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公共治理。本文在界定政社合作基础上,通过区分进入合作过程的运作性资源和治理性资源,提出购买服务和合作治理两种基本的政社合作形态,总结出政社关系的四种模式,并揭示了购买服务对合作治理在主体形成上的促进作用和在格局建构上的转化路径。通过分析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政社合作实践,实证分析了通向合作治理的两个转化路径,即共同决策和进入社区治理结构。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充分认识和理解购买服务与合作治理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在政社合作上采取正确和有效策略,以最优方式实现社会组织对公共治理的进入。     

论风险社会中的制度建构问题

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许多意识形态冲突都集中在制度之争上,特别是“冷战”期间,东西方围绕制度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制度之争其实是个话语陷阱,也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人们所建构起来的所有制度都具有历史性,都必然会为历史前行所否定。农业社会中的制度是自然生成的,而工业社会则是一个制度文明的时代,人们自觉地开展各种各样的制度建构。从20世纪后期的政治演进看,制度的表现方式和功能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时,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需要确立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社会主题。这意味着工业社会中所建构起来的制度都需要让位于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行动。     

多中心治理的主体合作机制研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概念。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多中心治理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治理路径,诠释了这种新型关系下多元治理的发展方向。在多中心治理机制中,需要借助多样化权力和政府单位,以解决不同范围的公共治理问题[1]。多中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它为社会参     

政府治理中的制度权威探讨

制度权威深刻地影响着政府治理,它一方面通过为政府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从而为政府的治理行为提供了普遍承认的合法性说明;另一方面又通过制度合法化过程为政府的治理行为提供权威保障。而当前我国政府治理中的制度权威现状与我们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制度权威的期盼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应积极探索加强政府治理中制度权威建设的有效路径。     

自治主体、互信机制与对话方式:合作社会的治理逻辑

人类社会业已进入合作社会阶段,为适应这一新的社会形态,治理逻辑亟待嬗变,而合作治理则成为最佳选择。合作治理建基于完全自治的主体存在,需要对主体进行自治化的社会建构,并使其占据治理的话语权,同时,要在自治主体间营造充分的信任关系,推动信任关系从习俗型信任到契约型信任,最终实现合作型信任的类型嬗变。最后,在自治主体有效对话的基础上,合作社会的治理逻辑将以"从参与到协作、从协作到对话、从对话到合作"的方式予以呈现。     

社会融入视角下城郊失地农民反边缘化的路径优化研究——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文章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郊失地农民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在多元化安置方式下失地农民在社会融入中遇到困难的根源所在,如政府关注度不够,社会包容性不够,制度牵引力不够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该通过建构公共服务体制促进城郊失地农民有效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使失地农民逐渐适应当地社区生活,提高城市市民的平等包容精神等对策构建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入路径。     

从政治宽容到政府宽容:基于中国语境的治理之道

基于西方语境分析,宽容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起于宗教宽容止于政治宽容。基于中国语境分析,政府公权力的宽容比政治宽容更有现实意义。三十多年改革而引致的多元化背景下,努力促进能包容多元主体的权力分享的治理结构、多元主体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治理模式,以及包容多元诉求的"公平合作体系"的形成,应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变革之道。     

合作治理:危机事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新型关系的构建——以汶川地震危机应对实践为例

面对突发危机事件的挑战,无论政府还是社会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合作治理逐渐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然而,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现象,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已呈现出多元化的合作类型及策略,但仍面临着低持续性、能力、信任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的挑战。未来的发展应以合作伙伴关系为轴心、以危机治理过程为切入点进行制度建构,完善这一已显雏形的合作治理关系。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合作治理中社会组织吸纳专业人才的制度环境与路径分化北大核心CSSCI

合作治理的本质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是核心问题,特别是社会组织能否吸纳专业人才。有别于传统研究社会组织的微观管理视角,本文认为,社会组织发生吸纳行为是基于有效合作治理的前提,即社会组织成为治理主体的社会条件与发挥治理功能的制度条件。在此基础上,现有制度环境的多重结构性特征,决定了社会组织吸纳专业人才的路径有所不同,归纳为"嵌入式"定向吸纳路径与"内生式"扩散吸纳路径。前者是社会组织迫于政府推进合作治理的压力引致,后者是社会组织为保证自身使命的持续发展而作出的主动选择。     

谋求非强制性的社会治理

一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就是控制和强制的历史,无论是农业社会运用权力所实施的强制,还是工业社会运用法律制度所达成的强制,都是出于秩序的要求。强制的实施往往需要以暴力为后盾,而且也会最终走向暴力的应用。强制的前提则是人的不平等,强制的结果又导致了人的不平等的升级,也同时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在这一问题上,工业社会在社会治理中所运用的强制是与其早期的启蒙思想相悖的。在某种意义上,世纪之交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可能就是工业社会通过强制的方式去开展社会治理所积累起来的能量以一种变态形式的爆发。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此过程中所包含的社会治理变革指向了非强制性的社会治理方向。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长中的社会治理方式,它将意味着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切强制都走向了终结。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构建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制度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承载着国家治理的内涵理念,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包括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促进治理结构多元化;健全民主公开、程序公平等规则公平制度,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规范化;建构平等的利益竞争机制和公平的利益博弈机制,实现治理权威的合法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互助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结果的公正化。     

迈向虚实融合时代的元宇宙治理：内涵、向度、风险与进路

元宇宙打造的虚实相融新世界描绘了人类数字化的未来趋势。元宇宙治理是这一新生世界的重要产物,意指政府利用元宇宙内嵌的技术要素,通过与企业、公众以及其他人造物的协作,共同维护虚实空间的公共秩序,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元宇宙治理在变革政府所处的治理情境、政府组织形态以及治理绩效的同时,也潜藏了巨大风险,包括来自虚拟世界的原生性和脱轨性风险,虚实互动中的外延性和工具性风险,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挤压性和替代性风险。我国应建立以人为本、鼓励创新与包容审慎为主的理念路径,以夯实算力、优化算法与丰富场景为主的技术路径,以顶层设计、体制机制与标准体系为主的制度路径,以及以多元协同、公众参与元宇宙共享为主的社会路径,全方位保障元宇宙治理的健康有序发展。     

激活社会与市场的活力

<正>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文化制度建设的两个层面。依据俞可平的观点,其中文化治理体系侧重顶层设计,关注宏观法律制度的构建;而文化治理能力则偏重制度的执行,制度的效能。就制度建构层面讲,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要协调、安排好文化领域中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形成合力的制度体系;就执行的层面讲,是要形成灵活高效的制度运行机制,运用先     

从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社会治理的伦理趋向与伦理路径

社会秩序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也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以民主化、平等化为内在要件的现代社会，社会秩序建设必须也必然由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跟进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的社会治理伦理趋向，社会治理需要从主体和制度两个层面完善其伦理路径：主体层面，加强对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的诚信考核，增进社会成员诚信建设的自觉性，提升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制度层面，深化制度的伦理性和伦理的制度化建设，提升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优化社会治理的伦理环境。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合作治理进程中执政党价值探析

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将是一种合作治理。在中国治理语境中,执政党具有高度的政党权威,推动政府树立合作理念并推进公共治理改革,为推进合作治理进程提供动力支持;执政党嵌入性特征,可以发挥执政党组织的聚合与协调作用,构成一种包含执政党在场的促进性治理,是实现合作治理的孵化机制;基于"构成主义"的建构路径,执政党融入到政策网络中,可以提升政策网络的治理水平,充分发挥政策的变革功能。     

从民族精神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性概念和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价值。“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倡议践行了这一理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所包涵的全球治理价值及逻辑包括：中国哲学与政治文化中“推己及人”“己欲达则达人”的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中国道路与智慧,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新时代的共同体精神与软实力体现为自信、包容、开放、平等、团结、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促团结,其对内为民族精神共同体,对外表现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从民族精神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主张尊重他国文化与政治制度、平等正义、互惠互利、协同发展,实现相关国家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准则和全球治理价值。依托“一带一路”,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价值将对全球治理产生重大的推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