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可接受性的修辞表达——以逻辑视角为切入点

法律作为人类“定纷止争”的行动理由和理性实践应当具有可接受性,此种可接受性可部分通过其修辞属性即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得到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修辞学为法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推理和论证方法,更重要的是,修辞学为认识和理解法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维方式.[1]对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可从逻辑、主体、语境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其中逻辑视角的分析意义不容忽视,这不仅因为逻辑特别是非形式逻辑构成着法律修辞的理论基础,而且这种非形式逻辑在修辞论证的前提选择及论证形式构建上本身就服膺于法律的可接受理论.     

增强说理教育的实效性

说理教育本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常用方式和重要手段，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曾几何时，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比较单一，常常以单调枯燥的说教形式出现，致使人们对说教这种教育方式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区，把说教看作是空头政治，空洞乏味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伴随时代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尤其是人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价值和地位得到空前的关注和重视，人们逐渐开始把变革的视野转向了对教育方法的探讨。当人们冷静下来，重新反思，发现其实说教本身并非那么糟糕。面对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对象以及不同的教育内容，说教的作用依然存在。     

判后答疑:增强司法可接受性的路径依赖

判后答疑是回应民众司法公开、司法民主要求的一项制度安排。判后答疑对于人民司法发挥定纷止争职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关于判后答疑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制度较为粗略,由此带来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     

司法公开之裁判文书说理的公开化探析

根据现代法治的理念要求．司法程序的公开化不仅要将判决公开进行。而且还要求判决理由也必须公开化。说理不充分、论证不严密的判决不但难以求得诉讼各方在心理上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也不利于社会对判决的监督,易产生“暗箱操作”的弊端。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对判决书的制作提出较高的要求,“增强判决的说理性”,“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生动教材”。笔者认为与目前倡导的裁判文书上网不同．裁判文书公开应当更上层楼：裁判文书的说理除了应对具备充实化之外还应对具备人民性即：说理的通俗化、创新化、情理化。     

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以利益衡量为视角

司法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是社会公众服从裁判的关键要素,对司法判决的接受不应是因为望而生畏而服从,而是由于国民认同裁判所依据的法律价值,从而自觉服从裁判结果。利益衡量在司法裁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利于维护法的公平正义,增强裁判的公信力以及社会价值观的重构与统一。     

论裁判文书充分说理的制度保障与激励

“不管法院的宪法地位如何,最终的书面文字是法院权威的源泉和衡量标准。”司法制度必须为法官裁判充分说理提供保障和长效激励。我国现行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缺乏吸引最优秀法律人才效应,法官选任制度不具备选拔和培养最优秀法律人才的功能,相关奖惩制度不具有保障法官充分裁判说理的功能,是当前我国裁判说理不充分的根本原因。在法官员额制已经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应按照法官精英化的标准进一步改革法官职业保障和法官选任制度,保障和激励法官素质的持续提升;契合法官经济理性人的本性进行奖惩制度设计,防止“奖励不能激励”与“惩罚不能约束”的制度失灵;改革法官助理制度,实现法官与法官助理审判过程中的深度协同,为法官裁判说理提供时间和精力保障;按照权力与职责相统一的思路重构合议制度,使合议庭成员能够围绕裁判文书充分说理形成深度协同,为裁判充分说理提供动力。     

我国裁判文书说理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对策

强化裁判文书说理可以起到预防法官恣意,避免司法擅断,实现司法公正,促进社会法治。而目前裁判文书存在着断言式说理、说理模式化、说理不当等现象,严重影响裁判文书功能的发挥。应当通过建立健全裁判文书说理性的制度、进行法官选拔制度改革、落实裁判文书公开机制等举措来强化裁判文书说理。     

司法公信力的形塑：民意弥合与裁判说理

司法公信力的本质在于公众自发地信服与认可司法过程和结果。过度放大司法公开、公众参与的作用容易逾越法治的形式,在实质上以情理代替法理。司法走向专业化、精英化、职业化是提升司法质量与效率的必然,过分强调融情于法存在异化为迎合民意的危险,会加剧司法公信力的式微。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与指导性案例制度分别对增强裁判文书说理性起到倒逼和激励作用,但可能加剧防卫型司法现象。舆论狂欢的反面往往是以法官为代表的官方话语的集体性失语。司法公信力的形塑应当从对民意的迎合走向对民意的弥合,在个案中由法官通过裁判文书的法律说理与逻辑推演,使正义被看见。     

作为法律修辞的逻辑

法律判决书通常表达为司法三段论的模式,因而人们常常误解认为逻辑对法律思维应具有严格的规范作用,法律思维的过程就是逻辑演绎的过程。但是,司法三段论的简单模式不可能是对法律思维的精确刻画,而是借助其理性论证力量增强司法过程及结论的可接受性,即作为法律修辞的一种手段。错误的定位一方面可能招致对司法三段论的错误驳难,另一方面又可能遮蔽法律判决书讲法说理功能的实现。法律推理往往由背后隐含的假设和背后的理念等各种实质要素所决定,当它们存在争议时需要予以明确表达和证明。     

关于增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可接受性的思考

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接受性在教学实践中面临挑战。应对挑战,必须建设高素质的教学队伍,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一方面完善接受客体的认知度,增强课程的实效性;另一方面把握接受主体的主动性,提高课程的可接受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路径与方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路径:在一般性情形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通过确立裁判的价值取向,补强裁判文书的事理、情理、法理,优化裁判文书的说理技巧。在疑难案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的指引,能够为道德裁判提供明确的方向,为价值冲突提供清晰的位阶,为公共政策引入司法提供便捷的途径。其中,作为裁判的说理性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律论证中充当了论证的"起点",并通过过错关联、因果关系关联与公共利益关联三种关联论证策略证成司法裁决。作为裁判的指引性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正当化个人期望、正当化强制力来源构建起司法裁判的说服力标准与约束力标准,为裁判观点的选择提供明确的指引。     

河南:用法律守护碧空蓝天

正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7年12月1日,《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会议表决通过。《条例》为河南省持续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坚决打赢环境治理攻坚战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自此,河南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将有法可依。依法治霾,已成为当务之急近年,雾霾天气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环境空气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法官说理:司法正义输送的现实路径

法官说理既是法官权力公开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职能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司法判决不被接受源于当事人对于判决结果的不认同,而这又源于判决书的裁判理由不被接受,多数情况下判决书并未充分说理或者根本没有说理。影响法官说理的因素既包括个人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但是无论内因还是外因均应当被克服,因为法官说理与否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也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     

法律:制度·方法·理念

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每一部表现于文字的法律都体现为制度的设计与安排.经济学中有一个分支称为制度经济学,就是将经济运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律也就是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运转制度化,规范化,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律就是一种秩序.每一个管理国家的人都要懂得这种制度安排,遵循它和维护它.     

司法裁判文书中“宪法援引”的法律解读

司法裁判文书中的"宪法援引"体现了法院工作中宪法的运用。人民法院可以对宪法做遵守性援引,将宪法作为支撑裁判结论的理由。但由于宪法司法适用缺乏"规范性文件"依据以及宪法规范本身制裁性规范的缺乏,人民法院无权也无法对宪法作适用性援引,将宪法条文作为裁判具体案件直接法律依据。     

司法裁判文书中“宪法援引”的法律解读

司法裁判文书中的“宪法援引”体现了法院工作中宪法的运用。人民法院可以对宪法做遵守性援引,将宪法作为支撑裁判结论的理由。但由于宪法司法适用缺乏“规范性文件”依据以及宪法规范本身制裁性规范的缺乏,人民法院无权也无法对宪法作适用性援引,将宪法条文作为裁判具体案件直接法律依据。     

阿里吉—杉原方法与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

近年来,如何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特征和成长机制进行理论化抽象,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界的重要课题,中国经济模式论即是对上述课题的回应,构成了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一种讲法。尽管中国经济模式论者提出了重要的研究问题,但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阻碍了他们持续地取得进展。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是开创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前提。阿里吉被忽视的研究,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阿里吉大量援引全球史学者杉原薰的研究,他的研究方法可以抽象为阿里吉—杉原方法。这一方法侧重于从生产组织方式、政府对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的角度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可以为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提供理论出发点。     

信息经济学视阈下裁判说理的动态化研究——以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为指引

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增强裁判说理以来,传统"人的进路"改革遇到了困境。在信息经济学视阈下,裁判说理实质上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过程。根据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的指引,裁判说理改革基本要义可归纳为:切实保障庭审参与者各方享有充分博弈的机会,通过正当程序有序展开诉讼进程,使各方诉讼策略不断呈现、接受辩论、修正策略、妥协或融合等,从而在整体上由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基本对称方向发展,以期接近或者获得参与各方的最优策略组合,即诉讼中的"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状态,最后通过书面裁判形式交付给受众。这种以重塑庭审为核心的裁判说理改革进路(即"制度的进路")之所以应当被提倡,是因其合乎诉讼规律和人性,其彰显了裁判博弈的真诚无碍和庭审活动的正当有序,充满了情和理的交汇、智慧的碰撞与融合、最优策略的较量与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