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历史的叙事学建构——以《走西口》为例

《走西口》是双重视域下对历史的现代性建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小叙事”穿插进行,多方位展现了走西口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对“仁义礼智信”进行了重新阐释、发展,形成现代核心价值观念;对儿女情的叙述颠覆了传统婚恋观,试图建构具有革命意义的现代性男女关系;对小人物的阐释更加理性,认为其不仅创造了英雄,而且创造了历史。《走西口》在传奇中塑造英雄形象,在儿女情长中叙述历史,在小人物的生存中体验命运,在走贾行商中讲述革命,提供了多角度、多元化的现代性解读文本,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对外政策话语建构的语料库驱动分析方法——以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话语为例

话语建构是对外政策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近年来,对外政策的话语建构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本文采用语言学领域的语料库驱动方法,以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话语为例,对对外政策话语建构现象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该时期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体现了建构国家身份,重塑国家形象;界定敌对身份,建构共同威胁;突出美国主导,推崇多边合作三个方面的特征。语料库驱动的对外政策话语分析方法具有客观性、准确性、全面性、操作性强等特点。该方法的应用需遵循以大型外交语料库或大规模真实语料为依据,搭配词计算与索引行分析相结合以及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相结合的原则。     

旅游地空间话语的社会建构——以世界遗产地西递村为例

旅游地空间是一种建构性的社会现实。基于世界文化遗产地安徽省黄山市黟县西递村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出,在旅游地发展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共同建构了有关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空间话语系统,而确保这一系统得以制度化、合法化的原因在于行动者都能通过参与空间的命名、分类、策略性使用、仪式化行为等四种机制来获取合意的利益。旅游现象所蕴含的空间话语的开放性、动态性可以为空间话语研究开辟一个新的方向。     

话语的力量——以现代性为例

就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力量的强度而言,现代性是一种话语。它建构了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建构了社会关系和自我框架。殖民话语和权力话语,是现代性话语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相当程度上就是为现代性话语塑造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纪念十月革命的话语体系建构——以《解放日报》(1941～1946)为中心

创办于1941年5月的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通过刊登演说、报告、社论、纪念文章及通讯报道等多种形式,阐述纪念十月革命的动力源泉、鲜明特色、目标指向和价值取向,建构起中国共产党纪念十月革命的话语体系。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当下,重温《解放日报》纪念十月革命的话语情境,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永葆党的先进性、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19世纪后期中国内地有关星马的知识来源——以《申报》为例

研究南海国家,不仅靠本地语言记载的史料,中国的文献记载也提供了"他者"的视角。以《申报》为例,19世纪后期中国内地有关星马的知识来源主要如下:一是回国人士的口述,二是转载其他报纸新闻,三是来自星马地区的论述,四是来自厦门的星马讯息。这四种来源构成了19世纪后期中国内地读者建构星马想象的信息源泉。     

现代文学的家园想象——以《孽子》的人性回归式建构为例

《孽子》是台湾第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作者白先勇以特定的时期特定的人群为对象,以真挚的情感和具有古典文学底蕴的人文素养展现了“青春鸟”这一另类群体的思想特征与精神状况.他们是被放逐的孤独个体,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年轻生命.文本在对人性的体察中,在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和回归的历程中,温暖的感情关照和生命力量一以贯之.     

和谐思想的外生资源及本土意义——《和谐话语的政治哲学建构——以西方共同体主义为中心》述评

正西方共同体主义是当代西方世界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潮,该思潮立足于对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恢复性重建,对倡导价值中立原则的程序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重要体现。在西方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中,传统与古典得到恢复与重视,政治的生存论根基得到体现,自由在"消极—积极"的二元理解格局中得到了全面阐释,民主超越了制度设计的政治民主层面而进入关注民主文化与民主意识的社会民主层面,权利不再     

权利话语的时代限度——以美国权利话语为例的分析

权利是近代以来人类对自我表达张扬的最高呼声。但是,权利的过分张扬会导致道德的丧失和美德的沦丧。美国日益严重的权利冲突所表现出来的人际冷漠即为明证。权利是保障个人的基本价值,但是绝对不是封闭物。权利需要分担社会利益,也需要承担公共责任,更需要承担道德责任,实现权利的宽容与互惠。     

以《大公报》文本考证中国近代女学之三种观念——以民国初年女学为例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经历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无论是戊戌维新人士,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曾对其进行深彻的思考。尤其是民初,女子教育更成为全社会议论的焦点。每一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伴随着反复争议的声浪。《大公报》从女子教育立国观、女子教育道德观、女子教育留学观等方面,表明自己对这一社会潮流的看法和观点,显现出新闻媒体应有的立场和态度,为当时和未来都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论《他们眼望上苍》的叙事话语建构

《他们眼望上苍》的女主角珍妮寻求自我的历程折射了作者赫斯顿的生活原型。珍妮如同赫斯顿一样经历了三次不同的婚姻,每一次离异后都对下一次婚姻充满了幻想和美好的期待,但都以失败告终。珍妮不是活在现实中,而是生活在他人的言说之中。赫斯顿意在表明,女性要在男人主宰一切的社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只是南柯一梦。     

《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

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而初步建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收、借鉴三民主义的合理内核,以具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的表达方式为载体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化。这一话语体系是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和学术话语的统一,不但使中国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话语权,也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话语方式。     

影像中的民族身份建构与启蒙新变——以《云上太阳》为例

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电影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彰显"文化软实力",与世界对话的重要力量。如何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特质,通过跨文化互动,自信地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平等交流与对话,是当下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关键。《云上太阳》突破了以往少数民族电影"启蒙与拯救"的传统模式,运用原生态记录手法,完成了民族身份的自我建构与确认,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和谐共存和诗意对话。     

两岸政策的话语比较及创新路径初探——以“一个中国”话语为例

1949年以来,在两岸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下,形成两个存在明显差异性的政治话语系统,这种差异性代表性地体现在两岸官方政策文本.本文以两岸政策话语的概念界定为研究起点,选择“一个中国”作为分析样本,进行两岸政策话语的比较.研究发现两岸政策话语差异的实质,是两岸两个竞争中的政权基于各自的权威性需要而争夺话语上的主导权.两岸政策话语差异已严重影响两岸政治对话和政治谈判,甚至影响到两岸民众的相互理解和共识的建立.     

建构女性权利的中国话语——评《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

由刘禾、丽贝卡·卡尔和高彦颐合作翻译、注释并编辑出版的《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跨国理论的重要文本》(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3年)汇集了何震的六篇女权主义著述的英译文,同时收录了梁启超和金天翮的两篇女权主义论述的英译文,以追寻和挖掘中国本土女性权利与性别平等话语的历史及特点,分析"男女有别""生计"等核心概念的理论意义,并与西方女权主义相关概念进行比较,阐述何震妇女解放思想的历史贡献。但是,片面夸大何震的历史贡献将会忽视同时期许多中国思想家和实践者的集体努力,也难以洞察20世纪初年中国女权主义第一次浪潮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资源。     

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现代化——以《独立评论》为例

《独立评论》的现代化观是全面性的，文化现代化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讨论内容。《独立评论》关于文化现代化的论争主要有四个方面：固有文化是劣多优无还是优劣并提？读经是有用还是无用？国医是玄虚还是科学？西化是全盘还是部分？在《独立评论》知识分子的语境中，西化即现代化；他们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旧文化与新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二元对立。其实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只是基于中国文化的惰性太大、暮气太深，必须矫枉过正，充分学习西方文化，才能使国家富强和现代化。这种文化取向一是与他们留学欧美的西方学术背景有关，二是五四新文化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延续。     

北洋政府时期湖北义赈会述略——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湖北义赈会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新式绅商在上海创办的突破地域性和传统宗法乡土观念的民间慈善组织。它诞生于中国传统赈务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在呈现出鲜明的近代化色彩的同时,还打上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以《申报》为中心,可以对湖北义赈会在1919年湖北水灾中的赈灾活动进行梳理。     

“遗失的美好”——以《絜茜》月刊为核心的史料考辨

本文考察了《絜茜》月刊的重读价值,从史料的角度分析了该刊的创刊原因、办刊方式与其主编张资平,在分析的过程中认为该刊不但不是＂民族主义＂刊物,而且还是＂第三种政治力量＂在文学领域的实践。并进一步从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视角分析了该刊的研究价值,以及在当下的启示与意义。     

近代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制约因素——以《国际航空公约》的批准问题为例

中国是1919年《国际航空公约》的缔约国,北京政府出于与协约国保持一致、维护国家领空主权及推动国内航空事业发展等方面的考虑,最初倾向有条件批准《公约》,体现出参与国际治理的积极意愿。不过,由于在关税、邮件、无线电问题上的疑虑,加上担心开放领空将扼杀中国航空业的生机,以及禁航区域难以划定等问题,《公约》批准工作最终不了了之。这一政策转变,除与当时国际法不够完善有关外,主要是因为在无法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境况下,中国希望能够在旧约未涉及的领域继续维护国家主权,但由于北京政府自身存在诸多不足,筹备计划未能落实,批准新型国际公约之议遂告寝息,这表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严重束缚了近代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步伐。     

报刊舆论与乙未反割台斗争研究——以《申报》为中心

《申报》站在台民和中华民族立场上,同情支持台民抗战,其言论着意于倡扬台民的“忠君保台”精神,为台民的自立及成立民主国辩护,声援台民的抗日保台斗争,并塑造、赞扬了刘永福保台护民的英雄形象,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战略战术建议,有力地反驳了《万国公报》等外报对台民抗战的污蔑和指责。特别是《申报》从台民英勇顽强的斗争中,看到了蕴藏在民众中的巨大潜力,预见此乃民族的希望。换约接受后,清廷上层对台湾问题集体失声,《申报》则成为大陆支持台湾抗日的舆论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