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观——一种基于经典文本的解读

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既指出了资产阶级人权在促进资本主义文明方面所起的巨大进步作用,又指出了资产阶级人权基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而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只能是一种历史的权利。因此,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争取自身以及人类的解放的运动不能受到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等口号的迷惑,并把这些口号作为奋斗的目标,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解放;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在实现其自身以及人类解放的目标的过程中,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产阶级人权为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     

论“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现代生命力透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又日益凸显其当代价值。通过卡夫丁峡谷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以其历史内在的张力来阐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的多重涵义及其统一性——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本的解读

虚假意识、阶级意识、统治思想、观念上层建筑构成后学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的多重视角。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语境中,"虚假意识"之虚假性不仅指作为意识形态具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同时也指意识形态一般把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的虚伪性;"阶级意识"从根本上揭示了意识形态一般的实践主体和核心内容,包括统治阶级的思想与革命阶级的意识两种类型;"统治思想"凸显了特定时期统治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并没有在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简单划等号;"观念上层建筑"形象地勾勒出意识形态一般在社会结构中的空间位置,阐明了其社会历史根源。在此种"意识形态一般"与"意识形态具体"结合的视阈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便能获得统一性理解而不是被任意肢解阉割。我们不能把原典作家对意识形态具体的殊相批判与对意识形态一般的共相揭示混淆。     

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思考——纪念十月革命80周年

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思考———纪念十月革命８０周年陈新明当十月革命７０周年之时，苏联大地上掀起改革旋风，势头看好。今天，正值十月革命８０周年之际，苏联已成为历史概念。随着对苏联演变的分析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思考这样一...     

论共产主义的生态向度——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的再解读

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人与自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尖锐对立的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在其创立之初便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和解”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共产主义在实践中的具体量度而一以贯之。为实现这一价值理想和社会进步的总体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确证了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主张,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态文明特征进行了原则性的描绘,包括负责任地对自然条件进行共同(联合)管理和使用、秉持张弛有度的生态生活方式、生态科学高度发展、在承认人类控制自然过程的有限性基础上规避自然风险等等。这些理论构思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的内在统一性。深入挖掘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生态文明意蕴,既可以廓清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生态诘难与误读,强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整体性,也能为新时期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提供有益借鉴和指导。     

邓小平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丰富与发展——重读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

文章认为我们可以在社会制度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在生产力发展中却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需扎实积累和推进.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特别强调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精髓所在.     

马克思提出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吗?——与张树焕博士商榷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误读,马克思只是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并没有提"跨越"一说。很明显,"跨越"与"不通过"是不能够"划等号"的,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一些学者之所以固执地坚持"跨越说",其根子或许就在于将"不通过"与"跨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跨越说"不仅在理论上不能成立,而且在实践中容易导致社会主义的教条化、模式化。澄清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正确理解和看待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质及历史方位,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文本解读方法探析——基于对“分析目的论”的反思

随着马克思文本研究中方法论自觉的提升,"分析目的论"的传统文本解读方法遭到批判。"分析目的论"以目的论预设为理论前提,其理论实质是逻辑优先的唯心主义方法论,理论延伸是"线性进化论"和"圣性焦点模式",方法表现为成分分析法,理论后果是对马克思文本思想整体性的破坏和对文本的误读。不过,对"分析目的论"的批判需澄清三点认识。基于对"分析目的论"的反思,至少应从四个方面建构新的文本解读方法。此外,文本研究固然重要,但也应与现实研究相结合。     

侦查人员在询问中的“共识者”扮演——一种角色论的解读

刑事案件侦破中的询问环节,本质上是一种侦查人员与被询问者的"共赢"谈判。共识的确立是询问成功进行的前提,侦查人员的"共识者"扮演是促成共识确立的重要因素。新的刑事侦查形势、新的询问模式以及新的社会约束保障条件,均要求作为刑事案件信息收集者的侦查人员在询问中能够充分挖掘"共识"的价值,转变谈判思维,化解角色冲突,促成角色信任的形成,并以此打开询问的突破口,为最终的询问成功奠定基础。     

农民刘高兴“城市生活”的文化隐喻意义——对贾平凹《高兴》的一种解读

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汹涌澎湃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入侵,被城市文化鄙弃与排拒的乡村文化非但无法融入到城市主流文化中去以优长互补的形式提升自己的文化品质,反而在其冲击下走向分化、崩溃。民间道德文化的体现者刘高兴既无法融入到城市主流文化中去,对道德堕落的城市文化进行改造,又无力改变、拯救处于道德崩溃中的传统文化,只好与自己置身其中的传统文化体系一起走向历史的终结。     

原著导读中的“空心化”诠释偏向及其意识形态疑虑——一种基于《共产党宣言》与《资本主义的终结》的互文性研究

在经典原著导读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的空心化诠释偏向。难点在于内容的大众化澄明,疑点在于方法的总体性遮蔽,突破点在于观点的否定性祛魅。只有摒弃统一性、单一性和整体性资本主义传统观念的混沌之道,才能趋向社会主义澄明之境:在一个对立统一的系统化总体内,在一系列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量变质变动态过程中,以否定之否定的替代形态推动社会主义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这就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必然历史唯物辩证法。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以自身中介顺应客观规律而充分发挥先进性。     

“坚持”与“说服”——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一种新解读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不仅在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文章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入手,总结了邓小平创造性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脉络,考察了他“说服那些向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的基本内容。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论域——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解读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研习唯物史观的重要文本,它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在文本中,马克思廓清了历史的现实根基,即现实的人在客观的生产活动中创造的感性存在,剖析了历史的存在状态,即以联系、发展、矛盾的形式呈现,论证了历史的理想模态,即无产阶级引领的,消灭了分工和阶级,生产力高度发达、交往普遍化的共产主义社会。     

由“社会团结”看“和谐社会”——一种关于“和谐社会”的社会学解读

本文将“和谐社会”与杜尔凯姆的“社会团结”概念相对照,探讨了两者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蕴涵的异同;在杜尔凯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概念的基础上,揭示了传统和谐社会与现代和谐社会的特征;进而阐述了民主法制建设对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作者认为,杜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对我们从学理上进一步完善“和谐社会”概念具有启发意义,他对两类社会团结的划分为我们区别传统和谐社会与现代和谐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他提出的实现社会团结的条件,则对我们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具有启发意义。     

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研究及其当代意义——关于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方法论的再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研究,多注重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殊不知,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恩格斯比马克思还要早,并且在马克思逝世之后还继续研究。马克思研究这一问题,是由于米海洛夫斯基发表《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引起的。茹柯夫斯基、米海洛夫斯基都借“跨越”发展的名义,来曲解《资本论》的理论,马克思为了维护他的著作的科学性,不得不对他的论敌进行回击。而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从开始的时候,就径直是针对俄国当时的社会问题的。恩格斯对俄国“跨越”发展…     

马克思“社会本体论”哲学视域中“社会主义”的内涵解析——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人类社会,并以人类社会的彻底解放为理论旨归。其哲学上的社会本体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以社会本位论的形式呈现出来。"社会主义"这一概念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即:经济层面实行社会所有制;政治层面实行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文化价值观层面实行超越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的社会本位。"社会主义"的如上三重基本属性不仅是哲学的理论预设,更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论证。     

“立足当下,指向未来”的艺术民族志——兼论音乐民族志与相关学科的互文性渗融关系

以往的中国艺术民族志研究主要涉及三种学术指向:"回溯以往,立足当下,指向未来",体现出文化符号链上的不同分工。在当下性、共时态的文化平台上,艺术文化活动的研究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社会互动以及多个文化学科之间的互文性渗融和学术碰撞,催生出一股"指向未来"的强劲趋向。音乐"非遗"传承、保护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和了解其即时性、在场性、动态性和创造性的展演过程,并将之永远传衍下去;由此体现了始自"本我",带有"微观与宏观""共时与历时""建构与传承"等"多重二维性顺向研究"的视角。此即艺术民族志"立足当下,指向未来"的现实性基础和观念性依据。若再究其学术意义,非指静态分析,而是行动趋向;非指隔空展望,而是亲身参与;非指两个不同阶段,而是指某种进行时——持续性过程或运动状态。后者体现于下述三个学科方法论层面:宏观—思维—观念层——文化建构活动的创造性;中观—学理—学统层——音乐展演行为过程的动态性;微观—实践—方法层——转换生成音乐分析的前趋性。简言之,艺术民族志的"立足当下,指向未来"趋向乃从艺术生产活动的创造性、动态性和前趋性三者中体现出来。     

论“传统”的现代性变迁——一种社会学视野

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视野,结合包括汉民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即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实际,对现代性进程中传统变化的某些规律性,或说传统的现代性变迁的某些规律性,进行力所能及的梳理。本文通过那些研究传统不可回避的关系,如传统与过去、传统与原生态、大传统与小传统、旧传统与新传统、传统的重构与新构等,来揭示包含在其中动态而稳定的本质性关系。这样的分析表明,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历史,那种对传统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或全盘肯定的历史保守主义,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这个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过剩”下的另一种“短缺”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是拿着钱财买不到东西,是被迫票证供应的短缺。目前的短缺则只是在总体比较富裕或过剩之态下的某种结构性的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