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现代性的难题

现代性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亦即没有标准的选择的存在主义的焦虑。现代性这一难题的根源就是启蒙,启蒙在破除了神圣权威的同时造成了现代性的分裂,因此现代性     

启蒙与规训:青年研究的现代性特征

青年研究中对青年社会生活的描述和阐释,以及将青年当作需要被教育、有待社会化和被规训的对象,使得青年研究和人类社会理性化的运行规则和管理机制紧密结合起来。青年研究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本身就成为了现代性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出发,才能实现青年的真正解放。     

关于现代性的再认识再思考

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曾经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给西方世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西方现代化的成功,也使西方的“现代性”不断地向世界各地扩散,并一度被人们认为是普适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通过对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的梳理,集中对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基本特征和价值贡献进行一番再认识再思考,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启示。     

现代启蒙: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重新审视——兼论"启蒙与现代性"的关联

哈贝马斯创建社会批判理论的过程 ,就是他探索批判理论“规范性”的过程。在确定以“交往行动理论和话语伦理学”为理论核心的过程中 ,哈贝马斯对于启蒙的思考经历了断裂、残缺和重建三个阶段 ,其中关于“启蒙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思想 ,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 ,并最终使他偏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批判维度。     

法治启蒙:一个百年的呼唤

在中国法治建设近30年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法治启蒙,在于中国从上世纪初开始的法治现代进程仍在继续。把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放到这个不太漫长却极为复杂、惨烈的历史过程中考察,能够发现许多共同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宪政的呼唤。经过近一个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别是苏联东欧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我们终于发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秘密就在于社会主义宪政之中。宪政是当代政治文明的集中表现。宪政不姓资。资本主义可以搞宪政,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搞宪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决不能将宪政排除在外。宪政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战胜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     

犬儒的生存状态与启蒙理性的再思考

当犬儒式的生存成为人们基本的生存状态的时候,就迫切需要重提启蒙,让启蒙的智慧与勇气帮助人们从自私、犬儒、蒙昧的状态中警醒过来,重建健康的个人、民族的理性。考察康德关于启蒙理性的思考,主要是从理性的私下运用和公开运用两个向度讨论启蒙。首先是“自我启蒙”,每个人都应该要求自己不要让唯利是图的非理性的理性控制自身,尽可能正常、健康、道德地使用我们的理性。其次是制度启蒙,其要点是法与公民的相互启蒙:法给公民以健康运用理性的基础、框架、保障和必要的限定,而公民对法的相信、依靠、服从,以及必要的怀疑,使法得以落实为实在、有效的活法。     

《启蒙辩证法》批判康德启蒙理性的独特视角——以“康德同萨德”命题为切入点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第二篇附论中认为,萨德的小说《朱莉埃特》中的主人公朱莉埃特和康德在哲学中塑造的启蒙者是一致的,这便是“康德同萨德”(Kant with Sade)①命题的由来。针对这一命题能否成立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产生诸多争议。大卫·詹姆斯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站在文献学的立场上认为理性在康德那里有同一性和批判性双重属性,而理性的批判性防止了启蒙理性退化为知性②。然而,这一反对意见忽视了《启蒙辩证法》批判启蒙理性的独特视角。实际上,《启蒙辩证法》不仅是从启蒙自身的属性出发批判康德启蒙理性的,而且还将启蒙理性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视域之中。正是由于启蒙理性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使得理性的批判性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前丧失了力量。     

规训权力演绎中的身体境遇——论福柯的现代性诊断

福柯将规训权力视为一种针对身体的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规范化训练是其核心。规训权力的演绎经历了作为"公共景观"和权威展示的酷刑、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惩罚以及知识、话语共同构筑的规训三个阶段。规训权力控制身体的技术策略包括空间分配、活动编码、时间安排、力量组合、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由此导致"全景敞视主义"的兴起和"规训社会"的形成。规训权力理论是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福柯建构了"权力—身体—知识"的三维关系,以此作为权力分析的基础;福柯的现代性的诊断,意在关注现代性进程中的身体境遇,以探寻人的自由、解放之路;并为当代身体社会学、空间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辛亥革命“现代性”的再思考

辛亥革命是一场具有现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革命主体已不再是蒙昧的造反农民,而是以华侨、留学生、会党等精英为主的"中等智识阶层";以"城市文明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摆脱了先前大规模流血的野蛮、暴力革命模式;按照民族认同、国家民主的构图,通过革命实现了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这种思考将问题的视角放置于现代性的坐标之上,以衡量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摆脱了传统的定势思维。     

福柯:权力的探索和知识的考古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终身从事哲学和历史研究的法国学者福柯突然逝世,评论界认为这是法国思想界继萨特之后又陨落了一颗巨星。福柯其人、其思想如何,国内还鲜为人知,本文就此作一简单介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一九二六年出生于法国的普瓦底埃(Poitiers)。早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后到欧洲许多地方讲学,曾侨居突尼斯,一九七○     

积极与消极之间——伯林两种自由观再思考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是二十世纪西方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标志着战后自由主义的复兴。伯林偏爱消极自由,但并不否认积极自由的意义。伯林主张两种自由的价值不可通约,也无法替代。他强调两种自由分别因"过度政治化"和"过度私人化"而强制个人走向不自由。因此,寻求两种自由之间一种动态的平衡是一个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启蒙现代性与中华传统思想的调和与互补——林履信著述论

林履信（林尔嘉之子）20世纪20年代在台湾参与社会文化运动,争取台湾人办报、言论等权利;30年代在厦门撰写著作多种,旨在向国人灌输科学精神,倡扬个性主义,以求改变国民劣根性。在引入启蒙现代性的同时,他批判资本主义弊端,抨击日本侵华行径,达到反思现代性的高度。为此他试图从中华传统思想中获取奥援,融合西学和儒学,调和新、旧思想,使之相互补充,由此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文人,又与大多数新文化知识分子有所区别的思考路径和观点,对台湾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不无助益。     

邓小平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生形态,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它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邓小平理论则将我们老祖宗创立的这个科学社会主义观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当代形态。     

康德认识论中自我观的若干问题——与张璟、尹维坤商榷

康德认识论中自我观主要研究的是先验自我,经验自我是经验心理学的对象,不在认识论研究的范围内。"我思"是先验自我的表象,而非经验自我;而认识论中知性统一性、理性统一性都是先验自我的认识功能;经验统一性是在经验中的统一性,是先验自我所形成的结果。     

《历史与阶级意识》与现代性批判——基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现代性考察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沿着商品-时间的空间化-物化意识这样一个路径来展开对物化现象的现代性批判,特别是对物化造成的“时间的空间化”问题的批判在本质上形成了他对现代性批判的原则———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这一原则揭穿了资本在现代社会取得统治地位的秘密在于抽象劳动的普遍化。因此,《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现代性批判的原则的价值向度和当代意义就体现为:本质地呈现了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     

现代性挑战与犯罪的文化思考

以现代性为标志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渐渐确立了跨国界、跨文化的社会联系方式。以"礼俗"为关联纽带的传统共同体已经被以"理法"为纽带的现代社会所替代。对社会生活之中的生命权力的管理和疏导,对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暴力形式的控制和防范,都可能采取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形式。这就为从文化变迁以及文化越界传播角度重新审视犯罪现象及预防和控制犯罪提出了挑战性的课题。在全球性文化背景下,传统犯罪学对新呈现的犯罪现象已无法进行深度阐释,但一旦被纳入到文化视野之中,从生存紧迫性、价值冲突感、社会断裂状态等方面来透视、反思和研究,则会使这些令人困惑的难题柳暗花明。     

矛盾律和时间性:康德先验逻辑的基础

1755年康德认为矛盾律是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而时间性是矛盾律的根本条件,1763年康德在矛盾律和时间性的关系中发现了两种对立——逻辑对立和实在对立,成为"先天综合判断"概念提出的基础。进入批判时期,康德认为矛盾律由于同时性的缘故而混入综合因素,因此他对矛盾律的形式进行改造,排除其时间因素,将矛盾律从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降格为一条思维的纯然规则。矛盾律和时间性的关系的改变,反映了康德对两者关系的长期反思主导着先验逻辑的建立过程。     

现实的人:马克思与福柯的论证维度

马克思与福柯都对现实的人进行了深度关切与多维度论证。在内涵的问题上,马克思从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类存在物、实践存在物和历史存在物等五种属性进行了理解;福柯从现实人的所是、所思、所行等三重特性加以解读。在现实人的塑造上,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践是主要途径,福柯则主张微观权力运作。在解放方案上,马克思强调社会革命的路径,福柯提出了生存美学的方案。马克思的论证是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总体角度,而福柯侧重于从微观的角度加以论述。     

面对现代性:走进还是走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及其启示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已经终结,代之而起的是与现代性断裂的后现代性;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死了",根本不存在一个后现代性,所谓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性的激进化或现代化的第二波,因此拒绝后现代。无论是现代性主张还是后现代性主张都直指现代社会发展之弊,在解决现代性的重大后果问题上具有异工同曲之妙。他们的争论对于处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发展具有重大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