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及其层级结构研究

当代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呈现出层级多、基层负担重等特征。目前主流观点认为这与中国城市管辖范围大、人口多、传统官僚制等有关。但回溯这一体制建立之初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是在1949年前后接管城市过程中,面对同一城市,放弃了之前的一级政府体制,建立了二级政府加街居的"四级"管理新体制,当时已然呈现出机构多、人员多,基层不堪重负等形态。本文应用档案等史料,聚焦于这一城市新管理体制建立的实际过程,并应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从政府角色、职能与结构角度解释了新管理体制的特征及其构建的合理性。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把改造和重组社会作为自身的使命,带来了城市政府职能的扩张。而伴随旧的社会组织的清除,城市政府只能依靠自身的组织体系来实现职能,同时面对广大群众,工作不得不深入推行下去,进而选择不断地下设组织层级,形成了多层级的城市管理体制。     

组织创新中的制度改革:城市基层治理制度变迁逻辑

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逐渐反映出中国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通过对深圳市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城市基层制度变迁具有一些值得考察的内生逻辑。第一,从阶段上看,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经历了功能缺陷、组织创新、机制形成与体制确认四个阶段;第二,从动力上看,城市共同体的"吸纳局限"与城市社会群体的"政治觉醒"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双重改革动力;第三,从局限上看,机制建设与体制确认之间的不协调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主要局限。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不是国家层面制度变迁的投射,而是具有城市所特有的路径与特征。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范式转型与善治逻辑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式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相承相关。在不同的时段与空间,这些交错因素的合力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形成了时代变迁的轨迹,从而需要我们以"综合性"的视角,理解与审视三个问题:基层社会的变迁为何如此,将会如何,以及如何构建现代性的国家与社会。本研究发现:城市基层治理的稳定性取决于国家在基层社会建立健全有效的组织结构,基层治理的活力取决于市场逻辑与社区自治在基层社会的发展,基层治理的善治取决于国家与市场在基层社会的合理边界与良性互动。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动员与参与——以深圳龙岗区“社区民生大盆菜”为例

为破解当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足和参与能力较低的难题,深圳龙岗区以"社区民生大盆菜"为抓手,创新制度设计、落实经费保障、畅通办理机制、实现社会参与,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新时期,构建城市社区全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要培育以利益为导向的社区公共性,形成"共意"性社区动员机制;以组织化合作动员为发展方向,实现社区动员力量的再整合;注重动员策略的运用和情感话语的表达,激发建立共同情感的能量。     

治理能力生产：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的分析

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制度化探索与实践通过民意发现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制度与生活互动机制，协同推动和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的生产过程蕴含着直诉制全过程治理思维，注重民意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有机结合，强调全过程多维度的中国式民主治理，彰显出简约化、参与式的制度优势。新时代治理能力生产是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基础上，组织动员多元治理主体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和资源集成式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于敏捷驱动的治理能力生产能够增强国家善治能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是党建引领推进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路径。     

城市社区自治中居委会职能的转变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性组织。本文通过对居委会在实践中职能异位的分析,提出适应社区自治要求的居委会职能转变及实现社区自治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管理的探索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管理的探索更加注重制度上的改革与创新,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经济体制、城市单位制、户籍制。经过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的城市单位制到城市社区制,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到城乡统筹发展,党对社会管理的探索与实践逐步深化,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推动城市治理重心下移:历史逻辑、辩证关系与实施路径

在社会结构变迁和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必须超越简单向基层"放权、放人、放资源",甚至是简单扩充基层政权人员编制和队伍的传统路径,而必须紧紧围绕如何弥补基层治理框架失衡、条块管理缝隙增大和基层共同体缺失三大课题,顶层设计和科学处理重心下移与层级分工、属地管理与专业管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制度变迁与技术发展四大辩证关系,通过体制、机制、队伍和技术的变革,实现国家主导下的基层治理乃至城市治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     

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定位与体制建构

良好的政府社会管理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定位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向社会"赋权增能"的过程。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要由过去的"控制"导向转变为"服务"导向,要由过去的"刚性维稳"变为现在的"柔性创稳",特别要以解决民生为重点化解社会利益矛盾。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构建既要考虑政府社会管理本身体制的建构,还要考虑由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模式引发的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体制、社会自我管理体制、思想政治教育体制以及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监督和问责体制的建构,等等。     

让社区成为区域性文明小社会——峨眉山市社区改革调查

2001年起,峨眉山市在城镇范围内开展社区工作试点,对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进行大胆改革。这次改革以社区自治为重点,强化城市管理功能,完善城市服务网络,构建服务于民的新型机制。实践证明,这种社区建设新体制,居民居住地和认同感归宿感为纽带的特征明显,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的目标明确,辖区内成员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机制手段健全,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促繁荣、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的社会化自治管理新格局得以构建。该市社区工作正沿着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居民自治管理的区域性文明小社会方向健康发展。2002年9月被国家民政部命名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市"。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重建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历来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在形成，整个社会开始由“单位制”向“社会制”、“国家制”向“社会制”、“国家制”向“社区制”全方位转型，这一社会转型过程实质上就是重新构筑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过程。     

治理视角中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研究

行政区划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有关行政区划体制的问题的相关分析必须要结合社会治理体制的变迁。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区划体制功能的变化，二是区划具体范围的调适。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基层党建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基层党建,注重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统一,既服务于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又主动适应环境的新变化,服从抗战大局;注重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既强化团结群众、凝聚群众的核心功能,又重视社会动员功能;注重结构形态与自身功能相统一,在壮大党员数量的同时,通过提高党员的质量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力量;注重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组织的互动统一,善于运用非权力活动方式,通过社会组织整合社会。     

人民政协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探析——从实践探索看政协章程修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新修订的政协章程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浙江省基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为基础,对基层政协和政协委员参与基层和社会协商、促进社会治理进行分析研究。基层协商与社会治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迫切需要引入统战理念和协商机制,人民政协可以在平台、载体、渠道、方式等方面提供支持。人民政协要注重发挥自身价值引领导向功能,利益表达协调功能,决策协商咨询功能,社会疏导稳定功能以及凝聚共识整合功能,充分发挥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两者在理念、功能、作用、组织框架、成员构成、平台渠道、着力点等方面,都对基层协商和社会治理有着积极作用,可以说是各有所长、殊途同归,应整合两者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人民政协和政协委员应努力提升服务基层协商和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以青岛市市南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场域。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是新形势下的一项战略任务。青岛市市南区按照"五化"工作思路,下放社会治理权限,建立"两委一站"的基层治理结构,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平台,有效推进了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党的执政体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我们党执政体制运行看,党的执政体制包括党的组织制度、党的领导制度和国家政治体制三层涵义。新中国成立55年来,我们已经确立了执政的基本制度和具体的执政体制。在新形势下,党的执政体制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民间组织发展、基层民主发展以及对外开放推进的考验,需要从党的权力运转体制、党的社会动员体制、党的组织管理体制、党的领导体制等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强建设弱治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观察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已迈上一个新台阶,基础设施与服务条件普遍增强,社区干部队伍的素养普遍提高,社区服务的精细化与技术化水平普遍提升,但城市基层治理依然保留传统色彩,居民自治普遍不足,集权化与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呈现着"强建设弱治理"的基本格局。然而,"强建设"并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强治理"。城市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重点应转向"软件"建设,着力推动治理理念与体制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行政遮蔽政治:基层治理动员机制的困境——以白沙区征迁工作为例

本文重点研究"行政-政治"视角中的动员机制,并将当下基层治理中动员制的运行逻辑和困境来源总结为"行政遮蔽政治"。基层治理中地方政府试图全盘依赖行政力量(动员制和科层制),从而替代民众政治参与,但实际又无法做到完全吸纳。政府内部的动员制和科层制,既对立,也可能互补和交织。无论二者如何搭配,都始终在"行政"中整改,没有涉及"政治"的实质。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不畅的压力由外而内、自上而下地转移给基层工作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又通过科层机制寻求自保。外部的"行政-政治"问题转化为官僚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技术游戏。国家在规制地方政府过程中,既要设置"国家-官僚"间的行政监督,亦要建构"官僚-民众"间的政治参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