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与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研究笔谈（主持人：胡惠林）

文化具有治理性。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是文化治理性的延伸和发展。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发展的三阶段,实现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向文化治理发展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治理国家危机的性质,而且应当把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建设作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 发展文化产业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面变革和转型的大变革时期提出来的,是为解决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遭遇到的矛盾和障碍提出来的,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用开放促改革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在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到苏联和东欧阵营的集体性解体的危机中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发展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决策是为一系列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和克服与解决国家危机而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治理国家危机的性质。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治理国家危机,这就是本文的“国家文化治理”意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仅提出了解放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任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既是对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同时也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文化管理的重构。中国经历了一个从不提文化产业,到肯定文化产业,再到大力发展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转变过程。这不仅是对文化产业态度与认识及其政策的一般性转变,而且是国家治理观和国家文化治理观的一次深刻变革。 文化产业具有治理性。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是指通过发展不同形态的文化产业,建构满足不同人群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精神文化生产格局,进而通过这种格局的建构,实现不同阶层参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投资需求,从而实现人们普遍的文化权利与权力,并通过这一权力格局形成,建构具有不同文化诉求的精神政治秩序。 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是被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基于一种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改变自身、重塑自我所形成与建构的力量之上展示出来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发现。 网络视听、区域发展、国有文化企事业、技术创新和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是当前我国国家文化治理领域里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文化和文化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祁述裕等人的《网络视听产业发展亟需优化监管方式》、李炎的《区域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陈少峰的《国有文化企事业改革与国家文化治理》、于小涵的《技术创新与政府行为双重驱动下的数字创意产业实践》和詹一虹的《“十三五”时期推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的思考》,对当前我国文化治理领域中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论述,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极具参考意义。继续深入讨论这一课题将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理论,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的空间正义及其制度实现

在新发展阶段,"城乡中国"将会成功转型为"城市中国",理解中国城市治理将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佳窗口。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目标实现。空间正义理论与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有着内在耦合,空间正义必然地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伦理诉求。通过对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的城市空间权利、城市空间贫困、城市空间更新等问题的批判,未来城市基层空间治理需要遵循"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以及"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从"治理共同体""协商式治理"与"精细化服务"三个层面进行制度构建,形成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基层治理框架。     

权力文化网络视域下乡村治理问题及对策

乡村是中国文化基因原生之地,其内在的文化网络是乡村善治的基础。晚清以来国家政权的下沉,逐步改变了乡村的权力文化网络及"双轨政治"治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乡村运动及政权建设,进一步消解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外在形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乡村治理中经济效益至上逻辑压抑了权利文化网络新生的步伐。后税费时代,发挥权力文化网络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     

现代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源起、特征与融合

城市社区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基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的发展变化巨大,治理实践成就斐然。以治理现代化作为观察主线,我国的城市社区经历了从转型、建设到治理的阶段性主题变迁,反映了国家权力从收缩回归、扩张下沉转向嵌入渗透的实践轨迹,社会从组织赋权、要素成长和主体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得到全面的成长,国家与社会从改革之初的相互调适、逐步分化而迈向相互建构并整体转型,共同完善治理现代化的新格局。     

全球化与转型国家治理模式重构——基于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分析视角

全球化推动了经济市场化、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多元化进程,促使转型国家从全能主义治理模式迈向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东欧、俄罗斯和中国三条典型的治理模式重构路径。只有那些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约束,采取适宜的制度安排,并有效协调国家、市场及社会关系的转型国家,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提升。     

后小康时代“文化治理”现代化研究

"后小康时代"的内涵意蕴并不仅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历史发展的"前瞻性"概括,而且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所遗留的问题与难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的"反思性"展望。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中,"文化治理"中的"文化"不仅充当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客体,"治理"与"文化"共同构成了"文化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文化治理"通过一种嵌入式治理的方式内在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中,通过文化软实力的内在驱动作用,推进着"后小康时代"的现代化事业。     

论官僚制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基于“官僚制不足”的思考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以理性设置的制度和法律为运作规则,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形态。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管理领域存在"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在行政管理体制、行为和文化等方面都掺杂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官僚制相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强调法律和制度的关键性作用。制度化和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解决"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完善理性官僚制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治理层面的一个切入点。官僚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就在于它的现代性价值能够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     

新时代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治理下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乡村社会的延伸拓展和普及覆盖,是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作出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时期和贫困治理新阶段,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清晰的理论逻辑、必要的出场逻辑和创新的再造逻辑等多重逻辑支撑。推动建立反贫减贫的长效机制,亟需打破制约贫困治理的传统困境、战略困境、转型困境和实践困境。有效实现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要以多元主体归位激活精准扶贫的内源动力,以治理思维革新推进精准扶贫的理念转变,以治理体系重构优化精准扶贫的靶场生态,以治理技术迭代推动精准扶贫的智慧治理,实现治理与扶贫的耦合发展,以治理下乡推进扶贫事业迈向新征程。     

政社分开的逻辑及其困境

政社分开如同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一样,是我国政治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多年来改革的进展不大。从统治和治理两个维度对这一现象加以考察可以发现,政社分开取决于治理逻辑和统治逻辑之间的角力。治理的逻辑要求分开,而统治的逻辑主张控制。统治的逻辑使得政社分开陷入了难以获得有效进展的困境。解决的出路在于将领导权与治理权分离,创新改革思路,从统治转向治理,转向国家治理现代化。     

统一战线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路径

统一战线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成员众多的包容优势、载体丰富的组织优势、人才荟萃的智力优势、联系广泛的资源优势。从历史逻辑看，统一战线不仅深度参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而且有效促进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促进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现代化、促进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现代化、促进基于社会公平的社会现代化、促进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现代化，同时统一战线还要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推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核心和关键——基于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分析

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在于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兼容的、资本的利益驱动受制于劳动本位的价值取向、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相互配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在建设法治国家,这个法治国家是以人民民主为价值追求,按照协商民主原则进行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是实现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分离,这种分离已经从国家与社会两个领域消除了二者根本对立的根源,以劳动本位取代了资本本位,确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确立了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从而能够在社会与国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学理逻辑

治理下乡是加速迈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选择,精准扶贫是扶贫攻坚的战略指引,实现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的耦合发展有利于协调推进乡村振兴,优化基层治理格局,打破治理内卷化的桎梏。主体共通性、功能互构性和价值一元性构成了治理下乡和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生成机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则是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的耦合发展的逻辑支撑。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既是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呼唤,也是推进精准扶贫的现实呼唤,明晰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的学理逻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     

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思维变革与路径重塑

新冠疫情大流行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对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造成重大冲击。面对未来更多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要跳出依靠自我调节的稳态思维、割裂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碎片化思维,摒弃人为制造差异的等级制思维,适应全球形势的非稳态和系统性变化,并以去中心化思维看待全球化进程和历史发展大势。新冠疫情大流行为重塑全球治理路径提供了历史机遇。从价值上看,全球治理要从维护西方价值迈向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从模式上看,全球治理要从大国治理迈向全球共治;从制度上看,全球治理要从注重功能治理迈向注重系统治理;从手段上看,全球治理要从侧重市场逻辑迈向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的协同。这既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全球治理方案。     

美丽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回应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步骤,建设美丽中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追求,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目标的一致性,所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进路中必然蕴含着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理性。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目标。因此,在建设美丽中国的现实路径选择中,一要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二要大力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三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的现代化及路径分析:从解释到运用

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推动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的现代性转化,需要重新定位价值、制度和技术三者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克服转型时期的"中层塌陷"困境。本文梳理了公共危机的认知路径与传统,并从这三个视角检视了我国应急管理发展的历程与特点,提出了转型时期危机频发的"中国问题",剖析"传统应急管理"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的差异,最后就构建本土化的公共危机治理框架、实现应急管理转型提出具体路径与建议。     

“水环境社会治理与十三五社会建设”研究笔谈

社会治理是国家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关乎百姓权益、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第一,社会转型对社会治理的新挑战。我国目前正处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集权管制型政体向分权开放型政体转型,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     

统一战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都是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两者相辅相成。厘清统一战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有助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广泛凝聚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智慧和力量。具体而言,从历史逻辑来看,统一战线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从理论逻辑来看,统一战线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之道,以马克思统一战线思想为本质内核,科学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其价值追求。从实践逻辑来看,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局势,要从政治引领、民主协商、社会整合、包容和合四方面,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智慧和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百年历程、成就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我国文艺事业大致经历了探索期、过渡转折的奠基期、改革发展的提升期和质量发展的成熟期4个阶段。100年来,文艺投入力度加大,创作质量显著提升,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文化治理体系迈向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历史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展望未来,中国文艺事业坚定"人民性"作为艺术创作的根本准则;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勇挑文化自信的重担,积极融入全球文化;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时代价值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对我国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深刻认识我国走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的意义。     

以信息化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融合过程与发展框架

信息化已经成为实现我国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驱动力,但信息化与现代化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那么,信息技术应用是否能够驱动我国治理现代化?如果可能,信息技术如何驱动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其运行逻辑、融合过程和发展框架是怎样的?为回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以信息化进入国家治理场域为背景,以"信息化—治理"间的逻辑关系为主线,通过比较追求精准化的计算逻辑与追求稳定和发展的管理逻辑之间的共鸣与矛盾,进一步探讨计算逻辑与管理逻辑的融合模式,进而分析走向善治的可能性和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为目标的治理现代化实现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