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网络的理论审查和完善途径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产生于"政策科学"范式向"政策分析"范式转变视域下的政策网络整合了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理论成果,并超越了传统的"过程阶段论"为导向的政策分析视野,成为一种新的政策分析路径和治理工具。但对政策网络理论审查发现,它缺乏严谨的理论基础,并对"网络"怎样影响政策结果这一问题的回答过于笼统和模糊。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网络结构中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综合,包括制度规范、文化、关系、信任、合作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政策网络的逻辑关联有同构基础:信任/认同、公民参与网络和互惠互利的规范。基于此,社会资本在政策网络中对政策结果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可以将社会资本作为政策网络中关键变量,寻求政策网络的完善途径——与制度分析发展框架和"上下来去"模型的整合。     

政策执行研究“第三阶段”的核心议题与理论逻辑进路

学术界普遍认为,政策执行研究业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将政策执行议题引入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第二阶段提出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第三阶段从20世纪末延续至今,在这一阶段学界尚未形成有关核心议题与主要理论发现的共识性认知。基于对政策执行研究第三阶段文献的关键词网络分析与内容梳理,本文总结提出这一阶段政策执行研究的核心议题,即"哪些因素导致了政策执行失败的发生"。围绕这一核心议题,国内外研究者们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型为认知基础,沿循"先单一方向、再上下综合、最后由内至外"的逻辑进路,挖掘出五大类可能导致政策执行失败的因素,即政策设计与政策特质、政策执行者个人特质及行动选择、科层结构与制度、央地关系以及外部环境因素。这五大因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执行失败解释因素理论框架。     

美国政策网络研究及启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在社会现实与相关理论发展的推动下,开创了政策网络途径的研究,其后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后现代公共行政、政策网络分析的操作方法与政策变迁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独具特色。美国政策网络研究对我国进行政策网络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值得学习与借鉴。     

行动者转译偏差：政策执行何以陷入“困局”？——以S市托育政策执行为例

政策执行何以陷入"困局"?本研究针对政策困境提出政策"困局"的概念,重点强调横向协调失败所造成的政策执行困境,并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解析。通过构建"行动者转译偏差"的分析框架,遵循"政策文本—行动者网络构建—行动者转译—政策结果"的思维模式,对政策"困局"的形成机制进行解析。研究发现,政策行动者根据政策文本的需要而进行行动者网络构建,并对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转译。在理想化的转译中,网络中的行动者能够通过"强制通行点"达到政策实施的理想化目标,形成执行的理想化局面,导致理想化的政策结果。但由于现实中行动者内部的文本高压和目标替代、行动者外部的场域影响与认知偏差、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与讨价还价这些"阻碍机制"的影响,使得政策行动者无法达成理想化转译的"强制通行点"而走向离散的执行网络结构,从而最终陷于"转译偏差"的政策困局。本文运用田野观察以及实地访谈的方法,对S市"1+2"托育政策执行进行调研分析,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行动者转译偏差的执行困局。     

我国政策网络研究回顾

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陆续开展了对政策网络的研究,其研究可以划分为政策网络与网络治理两大取向,学者们在对西方政策网络研究的梳理与评价、新理论的建构、检验验证与模型整合与修正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看,研究处于较低的阶段,研究质量也难以保障。因而要推进我国政策网络研究,需要紧密跟踪西方前沿,立足我国实践,明确研究路径,改进方法。     

科技扶贫政策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科技扶贫政策体系的优化和完善程度直接影响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关乎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对1985年以来我国科技扶贫政策演化轨迹和结构特征进行梳理是深入研究科技扶贫的基础。运用内容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1985年至今中央层面颁布的科技扶贫政策文本展开量化研究发现,我国科技扶贫政策演化呈现低位徘徊—平稳增长—阶段回落—稳定发展的四阶段特征;政策制定主体表现为松散的"简单多元决策"特征;政策制定主体协作表现为简单二元网络决策模式;在政策工具选择使用上,表现为能力建设工具使用过溢、激励性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使用不足等特征。     

政策网络：范畴、批判及其适用性

政策网络是将网络理论引入公共政策科学而形成的一种分析途径和理论模式,正成为政治学和政策分析领域的主流话语和研究范式.本文通过对政策网络的兴起与理论基础的回顾,深入分析政策网络的典范和主要流派.通过研究发现政策网络并非完美无缺,政策网络面临诸多问题与批判,深入了解这些批判视点的同时还详尽阐述了政策网络的适用性前景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也称"移民搬迁")是我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对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15年来的90余部国家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类,提取出财政与金融政策等七个政策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将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划分为试点探索、全面推进和脱贫攻坚三阶段,得出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发展演变具有以下特征:搬迁基本原则由政府引导型到政府主导型演变;搬迁机制由整村搬迁到精准搬迁转变;各政策维度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体系。     

政策网络中的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政策网络的结构影响着政策工具的特征及选择,而不同的政策工具则反映出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政策工具的选择应该随着政策网络的改变而变化。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偏好于管制类工具,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则实施以经济激励类工具为主,辅以信息传递类工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政府需要对政策工具进行更为理性的选择并适时创新。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否可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案例研究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已在上海正式实施,但强制分类是否可行以及其可行性受哪些条件的制约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政策工具的理论视角下,使用政策网络的研究途径,在借鉴国内外已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垃圾分类"这一特定主题可概括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强制性工具在垃圾分类中的适用性由地方政府和政策网络两组变量决定,其中前者包括地方政府能力和政策营销两部分,后者则由网络规模、网络的开放度、权力关系、凝聚性和连接性等五个具体变量组成。通过对江西省东阳乡和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两地的垃圾分类案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能力是"强制"的先决条件;地方政府能力强且政策网络适宜时可适用"强制";地方政府能力强但政策网络不适宜时,通过良好的政策营销可以减少来自政策网络的阻力,进而使"强制分类"可行。除本文探讨的主题外,社会治理与垃圾强制分类、差异化的操作模式以及如何通过政策营销重塑政策网络等问题都值得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陕西省级人才政策分析与评价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新西部大开发部署的推进,陕西省人才政策能否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值得研究。本文综合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对陕西省2008-2020年间颁布的101件省级人才政策文本特征属性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级人才政策的文种类型多样、发文单位较广、年发文量呈波动变化。通过主题词分析,可将省级人才政策划分为初始、发展和巩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政策侧重点有差异。人才政策工具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供给型适中、需求型稍显不足。未来在完善政策体系的同时,提升人才政策执行的效果将更加有利于陕西省人才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     

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浙江省417项试点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求影响改革试点成效的差异影响因素,本文以浙江省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纳入台账管理的417项改革试点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回顾政策创新与扩散以及政策试点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试点成效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并提取试点相关特征进行编码量化,应用离散选择模型(logit Model),对政策试点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探寻,发现"试点批准机关层级""试点设置方式""试点的范围"以及"试点经费"等因素对试点总体成效影响显著。"经费"因素对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影响不显著,但对社会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改革试点成效影响显著;试点事项综合性在试点执行阶段对效果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扩散阶段产生正向影响等等。研究在理论上揭示了试点特征相关因素对试点成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丰富了我国政策试点有关研究文献,并且根据研究发现本文对完善试点统筹管理,健全试点经验推开扩散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     

南京创新发展的政策演化研究——基于南京2003—2012年创新政策的文本分析

本文以南京市2003—2012十年间的115项创新政策为样本进行定量分析,用内容分析软件提炼出南京创新政策演化中的关键词并研究南京创新政策的演化过程。本文认为,南京的创新发展经历了从创新型城市到中国软件名城的搜寻过程,最终选择打造中国人才和创新创业名城这一发展目标,对科技人才的重视是创新政策在不同阶段都遵循的惯例,并对南京创新政策的完善提出建议。     

政策企业家如何影响政策创新:政策过程的视角

政策创新是指一个政策首次被采纳和此后的不断完善过程,需要兼顾政策"从无到有"和"从有到优"的综合考察。政策企业家是影响政策创新的重要主体和力量,其影响政策创新的机制是通过与政策系统中的各政策行为者进行互动,推动政策议程、政策形成、政策采纳、政策实施、政策评估与反馈各个阶段目标的实现。中国政策企业家具有"政策首次创新的推动者"和"政策持续创新的主导者"的复合身份。     

美国民族政策发展脉络述评

美国种族和移民问题的复杂性及重要程度,催生了我国学者对其民族政策的研究热潮,硕果累累。本文参照国际共识,以不同时期少数民族的公民权为评价标准,将美国"少数民族"界定为原住民及移民两部分,通过回顾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分析美国民族政策及少数民族公民权发展概况,并对其做出评价。     

政策网络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在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的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解决政策执行"中梗阻"现象;通过扩大政策网络开放程度,解决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现象。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是国家治理海洋环境,规制用海主体行为,分配海洋生态资源,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完善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关乎"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演变与特征分析是深入研究海洋环境政策的前提。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以1979年至今中央部委发布的161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海洋环境政策体系演变呈现出低位徘徊、持续性增长和稳定周期性震荡的三阶段特征;多元政策制定主体间能够描绘出"简单协同"的二元决策协作网络图谱;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呈现控制型政策工具过溢而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和鼓励-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的特征。     

模糊政策的试验评估模式——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为例

政策试验既是高度不确定条件下推进政策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检验政策有效性的一种评估机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模糊政策的试验评估分析框架，包括设置愿景目标、构建议题网络、生成试验方案、信息反馈与评估、政策变革与推广五个阶段。设置愿景目标阶段提供概念性知识，传递出新愿景、新理念，为模糊政策提供新价值、新导向。构建议题网络阶段形成对话场域，支持政策专家、地方官员与利益相关者参与，多方主体在试验中分享信息和交换意见，促进不同来源知识的交流。生成试验方案阶段将政策知识转化为具体内容，形成明确的试验路径。在信息反馈和评估阶段，决策系统持续收集试验的过程和结果信息，基于数据和证据，对政策试验作出评价。政策变革与推广阶段强调总结成功经验和优化政策措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案例研究表明，试验评估构建四方参与的议题学习网络，持续完善试验议题，提高了决策理性与正当性水平。     

英国政策网络研究述评

在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和美国次级政府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英国政策网络逐渐成为利益关系协调的主流模式。英国政策网络研究内容庞杂,以Richardson和Wilks为代表的学术派别深受美国微观分析的影响,以Rhodes和Marsh为代表的学术派别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策网络研究并对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学者在政策网络理论构建与政策案例分析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同时也存在某些缺陷与不足,对中国的政策网络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冲突治理视角下的政策过程模型

本文试图将冲突治理这一新视角引入到政策过程研究中,从而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定。在回顾现有政策过程理论和冲突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一个冲突治理视角下的政策过程模型框架。此框架包括政策过程不同阶段的冲突特征、冲突的演化及冲突的行动者等要素,以及冲突过程与政策过程的互动。然后,以专车政策为例,对该模型进行了阐释与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