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路径选择

我国公共行政学经过近30年的历程,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其中存在主要问题之一是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问题。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关系到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前途与命运,推进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进程,需要从我们强化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本土化意识,推进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创新,重视公共行政学的应用研究等方面进行。     

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必要性、内涵与路径

本土化研究是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公共行政学本土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最终目标和根本价值诉求,乃是在扎实深广的知识学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系统和解释系统,并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学术理论体系,以指导行政实践,推进我国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和政府管理实践.为此,我们需要从建立一支本土化的研究队伍,壮大研究力量;重视中国行政实践与学理资源,夯实研究基础;倡导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完善行政学研究方法;以全面审视的眼光,批判地吸收西方已有的行政学研究成果等方面,推动我国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进程.     

问题研究: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创新路径

发现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归宿,而研究就贯穿于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中。公共行政学研究必须关注真问题与假问题、表象问题与实质问题、原始问题与衍生问题、国际问题与本土化问题。问题研究,对于促进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认为,提升公共行政学问题研究的质量,从根本上还取决于它有没有真正一流水准的行政学者,取决于行政学者问题意识的形成与否。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的关系:一是公共行政学问题研究与价值判断的关系,二是公共行政学问题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     

公共行政概念的历史流变与本土化构图——兼论张康之教授等对“公共行政概念”的学术考证

概念的科学界定和规范使用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就公共行政的实践和研究而言,对"公共行政"概念的界定和认知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社会治理生态高度复杂化的情势下,推进中国公共行政实践和研究的创新发展,必须及时纠正学界对公共行政概念认知的莫衷一是的局面,在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充分反思的基础上、密切联系中国发展的现实,来构想本土化的公共行政理论图谱。对此,张康之等学人在社会治理的宏观历史视野中对"公共行政"概念的历史流变进行全景式透视,不仅向我们呈现出了形成关于本学科的基础性共识的可能,而且对本学科的未来发展给出了一个本土化的理论图谱,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本土化视野中的行政学中层理论构建

在中国行政学已经深受西方话语浸染以及世界发展在总体上加速迈向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行政学界如何能够创生出“土生土长”的行政理论?能够在什么意义上实现行政学的本土化?针对上述问题,在分析论述“中层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中层理论构建为中国行政学本土化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的观点,即在西方的行政学元理论或元话语与中国本土行政管理实践之间构建行政学中层理论,以实现行政学本土化.构建行政学中层理论、实现行政学本土化可从强化本土问题意识和深入本土行政实践,拓展国际化视野、且要以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和姿态对待西方的行政理论,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等方面着手.     

对21世纪以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评估与反思——基于2001～2013年间的4659篇论文

认真思考和探讨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道路,是公共行政学研究者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对2001~2013年间发表于国内八本学术期刊上的4659篇公共行政学论文进行了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作者的特点、研究对象、研究资助、研究分布、研究重要性、研究目的性、有无理论检验、研究方法、因果关系等方面。在评估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当前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与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差异。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应进一步明确定位于"中层理论"的研究,关注公共价值,重视技术理性,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重点研究现实问题,重视方法论研究。     

批判性研究:行政学领域亟待拓展的研究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政学研究得到恢复以来,我国行政学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研究范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社会学科学中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受到广大行政学研究者的忽视,研究者的批判精神乃至批判意识普遍缺失.针对这种现象,本文借鉴西方批判理论的合理成分,主张行政学研究要通过合理的批判介质,建立自我反省关系;在开展实证研究的同时应当注重价值问题的探讨,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运用"总体性"的方法,展开对行政学理论与行政实践的总体性批判.这有助于我们形成并拓展批判性研究的思路.     

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问题与反思

公共行政学有三种研究取向:解释性、诠释性以及批判性研究,其中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些西方学者以实证主义的有效性标准来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另一些学者则对此展开了批判与质疑,他们认为不同的研究取向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不能用主流社会科学的衡量标准来评估诠释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并由此引发了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现状的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理论脱离实际倾向严重;基本的公共行政学学术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研究方法极不严谨,研究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对定性研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等等。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改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状况的对策思考,尤其强调要注意区分公共行政学研究在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不同。     

多视角的公共行政观——评《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一书

《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一书是美国著名行政学家戴维·H·罗森布鲁姆和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的力作,是一部在国际公共行政学领域中享有盛誉的经典著作.首先总结了该书提出的三种不同视角的公共行政观、公共行政未来发展九大趋势及坚持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力图将(新)公共管理纳入其框架之中的主要观点.其次,分析了该书将法律途径纳入研究视角、多视角地研究公共行政的多元公共行政观及重视公共行政中民主宪政的重要性三方面的贡献及创新之处.再次,指出本书中的三点不足之处:其一是并未达到作者所预期的"合各种途径"的目的;其二是结构略显庞杂,论述不够深入、细致;其三是视角较为狭隘,仅局限于美国.最后,对于该书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作用,认为:一方面由于中、美国情差异很大,应该慎重对待该书中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应借鉴该书中适用中国的经验、方法,推进中国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定位与使命

公共管理学由行政学、公共行政学发展而来,其最初源头在政治学。所以,政治学对于公共行政学的意义,犹如经济学对工商管理学的意义。但是,公共管理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和指导原则,因为,公共管理是一项独立的管理活动,其对象就是公共资源,其主体就是以政府为核心所形成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统一的公共治理体系;而其原则就是公共性、公正性和效益性的有机统一。在中国,公共管理学要走向成熟,实现科学化,关键是要关注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创造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为此,中国公共管理学应该在3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确立公共管理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二是确立中国公共管理的规范性价值体系;三是形成理论与实践能够相互转化的研究能力。     

明诺布鲁克:反思与观察

新公共行政学在公共行政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持续的影响。作为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的回应，新公共行政学者们对主流行政学研究方法进行了质疑与批判，并对当时的主流价值提出抗衡性观点。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意涵经由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1968年、1988年和2008年）而延续，尽管三次会议的背景与主题各不相同。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新公共行政的影响力仍然无法扩展至整个学科领域。     

公共行政研究方法探讨

我国公共行政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其方法论在整个公共行政研究中还处于薄弱地位.改进公共行政研究方法,要从以下五方面着手:培养研究个体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形成反思自觉;采用合作式、开放式的研究,形成研究合力;采用多元化的、交叉式的研究视角.遵循科学的研究规律;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重视实证研究;创造良好的研究氛围,解决研究者的后顾之忧.     

公共管理学的演进路径与中国式创新

公共管理学源自西方，从最初单纯追求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经过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公共行政理论发展阶段后，逐步演变为注重市场规律、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并在21世纪出现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础上，最终发展为新公共治理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管理学的中国化呈现三个特点，即对西方理论有益部分的引入、转化契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成分、结合本土治理情境的中国式创新。未来，中国公共管理学应着眼于聚焦治理实践、探索前沿问题、强化基础理论和鼓励创新融合等方面，从公共问题出发，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良性循环。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强化“四种意识”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强化"四种意识":一是时代意识,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解答时代课题,在价值理念上要顺应时代趋向,话语体系要吸收时代内容,理论视野要有世界眼光;二是问题意识,要始终处于"发问"状态,以时代问题为中心,面向"全球问题"和"中国问题";三是实践意识,要尊重实践,将理论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进行自我修正与更新;四是创新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正确发挥领袖人物的作用,积极回应时代课题,总结升华实践经验,探索并形成新的理论结晶。     

公共管理学科前沿与发展趋势

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经历和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及其趋势至少主要表现在五个互相承续的方面。一是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和政府再造实践上的并行所形成的强烈的管理主义取向;二是公共组织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共同凸显为公共管理两大支柱理论;三是政府治理模式与政治角色定位这两个层次问题的契合;四是管理学范式与政治学范式在分野基础之上的整合;五是紧贴政府问题的事实关注与价值判断的结合。这些方面的变化使得与之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被推到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前沿。其发展趋势正逐步趋向于:公共价值判断下的管理科学取向;公共治理框架内的组织理论创新;公共行政的宪法捍卫者前提下的公共行政执行者的角色定位;作为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与作为管理科学的公共行政双重身份的整合;公共行政研究者强烈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的公共管理学的学术发展。     

论解放思想的实践反思意识

解放思想实质上就是思想反思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反思不同于康德的批判反思和黑格尔的思辨反思.这种实践反思是奠基于社会实践与历史关系基础上的反思,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建构意识、扬弃意识、创新意识和开放意识.在对"历史走向"的把握中形成问题意识,在对"片面实践"的扬弃中完成理论自身的重构,在彻底的批判中,完成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创新.     

“政治与行政二分”思想的价值透析与实践超越

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两分思想,契合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需要,为不断提高公共行政发展水平提供了技术路径,有力地支撑和促进了公共行政学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虽然这一思想从提出伊始就一直饱受批评,但时至今日其仍然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治道变革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科学梳理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价值透析,比照各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脉络,实现政治发展与行政改革的同步并举与有机融合,对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反思视域下的政治与行政:行政学的元命题

中国行政学在表面繁荣下存在着身份危机,本土化不足是其身份危机的重要原因,加强行政学的本土化有利于中国行政学获得其学科尊严,更好地发挥其实践指导作用。政治与行政是行政学非常重要的命题,可从功能和价值取向两个维度进行审读。行政学的发展,大致历经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直接或隐含的逻辑起点均是从功能或价值取向的角度对政治与行政认可或重新认定,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与行政是行政学的元命题。对行政学元命题的本土化便显得特别有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批判性吸收和本土化改造实现对这对元命题的超越,从而有助于缓解直至最终摆脱中国行政学的身份危机。     

公共行政再认识

公共行政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概念、理论、研究模型出现,回顾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史,进行相关理论及概念的对比分析,将有助于对公共行政的本质含义进行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