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随着生产社会化和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随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新变化,但是,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改变其雇佣劳动者的性质和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劳资关系的缓和并未消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工人阶级任重而道远!     

“国家安全国家”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

在发表于《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一文中，作者牛可指出，冷战时期美国国内变化的诸多方面均可置于“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概念之下加以认知和讨论。“国家安全国家”是伴随冷战而出现的美国历史上全新的事态。在冷战爆发和演进的同时，经过战后初期关于国家安全组织体制的大讨论和持续进行的政府机构的重组，美国的政府组织体制，乃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国家安全”理念之下，     

当代墨西哥国家整合脆弱现状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与民主化改革以来的历史与现实

20世纪70-80年代,墨西哥开启了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民主化改革。然而,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后的墨西哥并未按照理想蓝图的规划发展演进。一方面,墨西哥民族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政党政治以及经济政策选择的变化又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央地关系在局部处于紧绷对峙的状态,中央权力甚至无法向地方有效渗透。最终,改革过程中在族际关系、政体结构、社会治理三个维度上受挫,使得墨西哥的国家整合依然、甚至变得更加脆弱了。     

当代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干预与调节

当代资本主义处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哪个阶段上？它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都离不开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与调节。这是因为 ,这种干预与调节不仅标志着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充当“守夜人”角色的明显区别 ,而且还表明在这时 ,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 ,减弱了经济危机的突发性和破坏性 ,使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趋于缓和 ,生产力得到提高 ,从而使资本主义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应当指出 ,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调节与干预的因素 ,早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就已经出现。那时 ,一…     

个人自由 社会秩序 国家干预——论托马斯?格林的新自由主义

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日不落帝国。然而,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国家,出现的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预言的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而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和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面对这样的问题,格林提出了积极自由和共同的善,为逐步摆脱专制统治的国家通过干预的手段维护社会秩序从而实现个人自由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抗争政治与动力机制

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波民众抗争政治的高潮。但是这一高潮似乎不像传统抗争政治理论预期的那样与重大政治社会变迁相关联。本文重新审视了传统抗争政治理论,并提出在研究当前这一波抗争政治高潮时,必须首先区分体制内和体制外抗争。因为体制内抗争很可能才是当前全球资本主义抗争政治的主流,而传统抗争政治理论则主要偏向体制外抗争的研究。本文使用最新的民调数据对OECD国家的抗争政治现状进行了分析,支持了体制内抗争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主流的观点,而且体制内抗争的特性很好地解释了当前抗争政治高潮无涉重大政治社会变迁的现象。本文继续分析了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抗争政治的动因,发现传统政治抗争研究提出的情境和结构因素同样适用于体制内抗争的动因分析。具体来讲,左翼民粹主义、国家能力、政体性质和社会网络等都是推动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抗争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济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经济全球化客观上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机遇和空间 ,但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种种措施和手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矛盾作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 ,但依然难以改变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系统危机理论视域下的资本主义危机新形式——奥菲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理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理论主要强调经济基础层面上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者奥菲则从系统危机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危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经济系统层面上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层次的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调整,危机越来越趋向于第二层次的危机形式——危机管理的危机,它最终表现为政治系统上的危机。第一层次的危机仍然占据着基础性地位,但是第二层次的危机正逐渐凸显出其重要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当下的发展状况。     

论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发展

在全球化的今天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现新发展 :生产社会化的内涵、地域与要素发生重大变化 ;资本剥削与政治压迫演变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与斗争 ;国际社会对立与斗争的主体出现多元化趋势 ,国际斗争形势发生重要变化 ,经济因素上升为影响国际斗争内涵与方式的主导因素 ;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是当前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表现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与消费 ,使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产生这一全球性危机的总根源。     

当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及其启示——对福利国家、发展型国家和转型国家当代发展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有关国家和政府能力的激烈讨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改革、东亚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衰退到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家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受到限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平衡向着有利于市场和私有权力的方向转变。然而这些变迁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趋向"正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相反,制度变迁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为国家和政府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战后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在经历新的调整和重组。     

世界金融危机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兼析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起源于撒切尔、里根时期的保守主义,过分鼓吹私有化,输出西方式民主和市场自我调节,结果引发了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一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利用各种媒介渠道,不断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侵扰和干涉,其中最典型、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以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如普世价值来批评我国、干涉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企图用思想武器阻挠我国的发展、动摇我国人民的信念。本文通过分析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的非历史来源、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自身的逻辑错误和西方自由主义自身的不合理性三个角度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观点进行批判。     

“福利国家”中工人阶级生活的状况

战后,由于科技革命的推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有了提高,包括生、老、病、死、伤、残等项“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也迅速发展。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宣布自己已经变成了以全民福利为目标的“福利国家”。事     

大政府是如何可能的：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观及其批评

与传统自由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反对消极国家观,坚持积极国家观,倡导以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为特征的"大政府"理论。新自由主义认为,大政府不仅可以增进社会的团结与和谐,促进个人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实现社会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统一,还与权利优于善的价值论和多元民主观协调一致。这一理论肯定国家的地位,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也主张将政府干预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大政府并不必然就是无限政府。新自由主义的"大政府"理论受到了保守自由主义的猛烈批评。     

马克思主义“虚幻共同体”与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

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有深刻的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虚幻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的过渡形态,两者又是对立统一的。从虚幻共同体理论中得到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处理好一国利益和多国利益,要充分利用虚幻共同体的合理性,同时还要谨防被异化利用。根据虚幻共同体理论,我国应牢牢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导权,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挫折,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保障。     

“人的全面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复兴

“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是随着人的历史发展而发展的。早期资本主义一方面在利润追求的过程中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生产力的提高而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尽管是以牺牲个体而发展整体的形式。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由于物欲主义的肆虐,“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一个问题。必须反思现有的文化理念,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复兴。     

“全球化-福利国家”关联的理论演进

过去三十年间，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众多学者卷入了一场重要的理论之争，即全球化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联。这一论争沿着“收缩还是扩张”的主线展开，至今未有定论。位于论争光谱两端的代表性观点——“效率假说”与“补偿假说”——得到了全方位的阐释和检验。随着研究的进展，起初“非此即彼”式的理论对立逐渐被更为具体的分歧所取代。本文试图从变量设定、传导机制和样本选取三个方面对此前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其共识，追溯分歧的根源。在此基础上评介此前研究之得失，并指出可能的改进之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改造国民性”——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断想之一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完成“改造国民性”这一无可轨避的历史任务,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从实践基础上构筑现代性价值的认同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的需要,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陶铸中国人的现代国民性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究其质底,因为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植根于物质生活实践以及人们据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演化,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工业文明成果和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疑结,在构筑最基本的现代经济基础的同时,也为社会文化的变迁确立了新的坐标。它一方面瓦解了传统价值认同体系支配中国人生活秩序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又以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现实力量,创发出中国人的现代文化意识,并以此扬弃旧文化价值体系。可以肯定,只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持续发展,最终必将建构起适合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秩序的新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