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保税港区发展及其功能创新和整合研究

保税港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口岸港区和与之相连的特定区域内,具有口岸、物流、加工等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探索保税港区这一特殊监管区域的功能和效应,及其在分析我国设5立发展背景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保税港区与国外自由港的功能比较,明确保税港区是我国具有多重战略意义的制度创新,要以国际性、前瞻性与全局性的创新理念,提出发展建设中国保税港区的政策建议,以充分挖掘和整合保税港区的功能潜力.     

基于综合保税区的内陆开放平台体系建设探析——以湘潭为例

正综合保税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口岸和与之相连的特定区域内,具有口岸、物流、加工等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综合保税区整合了此前各类特殊监管区域的全部功能和政策,是目前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最接近现代意义上自由贸易园区运作国际惯例的区域,是国内开放层次最高、功能最齐全、运作最宽松、优惠政策最多、运行规则基本与国际接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综合保税区发展仓储物流、国际转口贸易、国际采购分销和配送、国际中转、检测维修和售后服务、商品展示、研发和加工制造、口岸作业以及经海关批准的其他业务。     

崇州市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转的调查研究——以桤泉镇群安村为例

在深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中,崇州市充分运用农村产权改革成果,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转,不断提高统筹城乡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桤泉镇群安村作为崇州市综合试点区域,在试点工作中,采取多项措施,先行先试,把深化农村产权改革,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作为深化农村改革,实现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来抓,真正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积累更多的做法和经验。     

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对银川综合保税区的启示

上海自由贸易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区,银川综合保税区是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的核心区,同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上海自贸区在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的经验可以为银川综合保税区提供宝贵的经验。     

对成都试验区及四川省级试点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情况的初步分析与思考

设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重大政策措施先行试点,其意义非常重大;四川省选择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区的地级市作为省级试点市,这对推进四川整个区域统筹城乡工作的开展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试点地区担负着"先行先试,超前探索"的历史重任,机遇和风险并存.本文就成都试验区及四川省级试点市开展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进展情况、特点、试点中初步发现的问题以及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等做出分析和思考.     

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性思考

综合配套改革是我国进入了发展与改革新阶段后,在区域层面进行的新的改革试验。综合配套改革与以往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但又表现出全面、区域的公平性、制度创新等时代特征。与制度创新经典理论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型制度变迁相比,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创新更为复杂。要求地方政府充当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双重角色,极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决策权,但也承担了更大风险。为了合理发挥中央与地方不同改革主体的积极性,承担相应责任,必须明确各自在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     

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大步迈进

2006年。国家明确提出“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以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2009年10月26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金融创新专项方案》。要求滨海新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努力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和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这意味着滨海新区扮演起为中国金融改革探路的重要角色。     

“两型”建设 创新先行——关于构建武汉城市圈创新体系的思考及建议

2008年9月，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面对东部城市群的先天优势．背着沉重历史“包袱”的武汉城市圈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硬性约束下如何快速发展，这无疑是一个经济运筹学的极大化难题。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告诉我们，提高经济效率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创新。“两型”建设，创新先行!     

先行先试 推进宜居先导区建设

2010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省委书记袁纯清在＂7·29＂讲话中提出,要对市和重点县及有关区域,省里酌情赋予＂试验区＂、＂示范区＂、＂先导区＂。在这个大的发展机遇面前,小店区作为全省第一强区,走在改革试验的先行行列势在必行。但是,在转型发展中,小店区仍存在重北部轻南部、重高端轻低端、重建设轻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可以通过先行先试,理顺行政管理体制,合理运用优惠政策,协调发展各项事业,积极实施社会管理和大力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等途径,扎实推动小店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打造平潭两岸“共同家园”示范区的建议

2009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支持福建“进一步探索在沿海有条件的岛屿设立两岸合作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施更加优惠的政策”。2009年7月，平潭综合实验区应运而生。2011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全文公布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     

把重庆打造成“西部最大的特区”

“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样板。如今，中国各地已经进入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的新阶段，迫切需要有“综合改革试验区”来取得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权，为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探路。尽管西部开发成绩有目共睹，但东西部差距还呈现着继续扩大的趋势。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的出台，表明区域竞争格局在变化，原有的西部大开发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此，西部开发，更需要有中央特殊的关怀和特殊的政策。     

东疆保税港 先行先试区

作为滨海新区“十大战役”之一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包括物流加工区和码头作业区的一部分．将重点发展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将建设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开放度最高的保税港区,成为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的核心经济功能区、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重要标志区。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于2006年8月31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2008年1月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经市政府批准正式设立，全面承接市级管理职能，集中统一行使东疆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的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权等行政管理理职权。同时，协调配合海关、检验检疫、边检、海事、税务、外汇等有关管理部门和其他驻区单位的工作并协调相关事务。     

创新试验调整结构 “三区”并进科学发展

承接产业转移、加强自主创新、增添发展新优势,是安徽在中部崛起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全力打造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通过开放开发,整合区域内外的产业资源、创新资源和旅游文化资源,"三区"迸发,探索一条边试边行的"产业转移+自主创新+文化旅游升级=跨越式发展"的全新路径,从而实现科学发展。     

借鉴成功经验 加快推进银川综合保税区建设

综合保税区是我国目前开放层次最高、功能最齐全、政策最优惠、运作最灵活、通关最便捷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类型和我国对外贸易服务的重要窗口和政策平台。建立银川综合保税区,是国家加快内陆地区开放步伐和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我国综合保税区建设发展成功经验,必将对银川综合保税区建设有所裨益。     

改革创新 先行先试——来自滨海金融业的报道

2006年5月，《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     

关于在乌昌地区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想

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为完善改革推进方式,推进攻坚阶段改革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新疆具有单独经济区的区域特征,应当以推进乌昌经济一体化为契机,以创新地方、兵团融合发展为重点的多元开发主体融合型经济体制机制为主要特色,在乌昌地区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扶贫攻坚铜仁先行先试的路径选择

在“十二五”以来，国务院启动了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按照“区域发展带动扶贫攻坚、扶贫攻坚促进区域发展”思路，正式实施《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2011—2020）》。铜仁如何创新机制、大胆探索、先行先试，闯出一条新时期新阶段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新路子，我们认为主要要在“五个先行”和“五个先试”方面下功夫。     

改革

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国务院日前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     

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政府协调合作发展战略研究

29个长江沿岸中心城市联结而形成的经济区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实力、活力和潜力的发展轴.重庆市作为全国首个省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协调合作发展的长效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协调合作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实现互动多赢,在现行体制下既是使重庆从一个西部中心城市跨越成为全国性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引擎"的重要安排,也是沿江各中心城市叉好又快发展的理性选择.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协调合作能否获得新的进展,关键在于各方能否克服合作发展面临的体制约束及进行制度创新,取决于重庆及各方能否采取正确的可持续共谋发展战略的政策制定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