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数据治理中的个人数据法律保护

大数据时代,公权力部门在提供公共治理与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不断积累数据资源,使得公共数据与个人数据的重合范围日益扩张,这给个人数据的保护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在公共数据治理中,个人数据泄露的范围愈加扩大,对个人数据的运用存在方式不当、监管低效等一系列问题。问题根源在于个人数据与隐私、个人信息的权利混淆、个人数据的权属不清以及实践中缺乏共识性的利益衡量标准。而在我国立法留白、公共数据与个人数据摩擦日渐频繁的背景之下,确有必要通过以隐私权的覆盖代替复杂的竞合关系、以数据权属的场景化弥补较弱的人身属性与识别矛盾、以有限度地克减个人利益为利益衡量标准等途径,探寻维持多元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确保公共数据治理中个人数据保护的合理合法性。     

协商民主与公共价值的创造

公共价值管理聚焦在如何创造积极和公众所期望的经济社会后果,是与网络化治理相适应的一种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共价值管理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协商民主为建构公共价值、处理公共价值冲突、增强公共价值合法性和避免公共价值失灵提供了新的路径。在生成公共价值的过程中,协商民主推动治理网络的良性运转,促进公共管理者、专家和公众角色的转变,可以有效地化解公共行动在寻求持续性支持方面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且激发资源、汲取资源以增强公共价值生成的操作化能力。     

邻避冲突治理——基于公共价值分析的视角

揭示邻避冲突矛盾激化的内在原因是防治邻避冲突的关键。价值观是行为的先导,运用公共价值分析对邻避案例进行实证考察,可以发现冲突行为背后各方所秉持的公共价值观演化轨迹及其治理逻辑。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除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之外,更有深层次的价值因素混杂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公共价值共识在邻避设施规划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进而引发、激化矛盾。因此,治理邻避冲突问题不能抛开共识价值而单单讨论利益冲突,应当从组织、个人和治理模式各层面出发,重新考虑公共价值共识达成问题以化解矛盾。组织方面要回归政策的共识公共价值取向,个人方面要加强公民道德修养,共同构建基于公共价值实现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使邻避冲突治理的每一举措都展现"共识公共价值"的理性。     

城市价值的营销学思考

本文探讨了城市价值的构成,提出营销的过程实际表现为城市价值循环往复的实现过程。在构建及论述城市营销动力系统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还深入分析了城市价值的发生和运行机制,并得出城市价值最大化是城市营销的终极目标等结论和启示。     

当代政府公共治理效能的价值规范分析

关注价值规范是评价政府公共治理效能的必要构成,从公共治理的学科归属和多元共治的社会现实两个维度可以正当地归纳出共生发展、三效合一、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有为、竞争合作、妥协协商、主权唯一、幸福自足等评价政府公共治理效能的价值规范。     

村庄治理中的农民公共价值观念分析

公共价值管理理论提出公共管理的目的在于发现和创造公共价值,这为培育农民公共价值观念提供了新思路。基于对湖北省5个村庄的实地调查,结合村庄治理转型的阶段性和场域性特征,运用因子分析法发现,农民公共价值观念的构成要素包含协商、文化、公平、秩序、信任、发展和公益,这些构成要素之间存在共变关系。农村基层组织应正视农民的公共价值认知,以共同利益为纽带,通过完善民主协商机制、文化服务网络、制度建设、培育农民公共精神等方式,协调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利于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的目的。     

棘手公共问题及其治理之道

棘手公共问题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治理难题,具有高价值冲突、非结构化和不确定性特征。伴随着大量棘手公共问题的出现,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普遍陷入治理效果不彰的境遇,出现价值观念难以整合、治理流程运行不畅和治理方案无法明确的治理困境。基于对棘手公共问题特征的把握和当前治理困境的反思,公共价值管理以创造公共价值为战略目标,通过构建战略三角模型的行动框架,将使命维度的定义公共价值、政治维度的支持与合法性以及运营维度的运作能力三个环节嵌入公共价值创造过程,可以有效耦合棘手公共问题的治理需求。加强对棘手公共问题的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谋求价值共识、优化授权环境以及完善运作能力的行动策略,可为提升棘手公共问题的可治理性提供方法论支持。     

美国公共管理创新与廉政治理

近年来,美国公共管理系统朝着更加适应公共服务和经济复兴的轨道发生转变,其发展方向显示着紧贴服务民生和注重现代科技创新的特点。由于廉政治理对于公共管理系统的良性运行具有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这种发展方向和创新内容同时要求政府的透明度建设和廉政治理更加顺应美国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需求。正是由于美国廉政治理的同步发展和强有力的支撑作用,美国庞大的市场经济才得以在法治的轨道上寻求复苏。     

城市治理轨道交通管理研究

以人为中心的公共交通发展方向是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核心。城市轨道交通定位建设对于解决当前城市交通拥堵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借鉴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协助城市轨道交通治理,完善城市轨道交通整体系统。     

试论治理视野中的公共领域领导模式创新

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进入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时代,治理理论的兴起凸现了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也为我国公共领域的领导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公共领导是一种以公共组织群体在公共领域的协同一致领导为主要特征的领导活动。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中,公共领导不同于行政领导,它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在格局、目标、职能、行为上具有一系列创新之处,是公共领域中一种新的值得关注的领导模式。     

基于空间治理视角的城市贫困研究综述

相较于农村贫困,城市贫困是一种在空间上集聚的相对贫困,明晰它的空间特征、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等对于城市贫困的精准治理有着重要作用。为此,应用Citespace科学文献可视化工具,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1052篇城市贫困主题的英文文献(1995—2019年)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912篇相关中文文献(1981—2019年)进行分析,可从空间视角总结国内外城市贫困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结果表明:研究趋势上,国外对于城市贫困研究的关注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而国内城市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晚、增长幅度较大,但在关注度上出现倒U型结构;概念上,从空间视角定义城市贫困多是认为居住区内的人们遭受了不同类型的"剥夺";研究内容上,城市贫困空间的测量与识别、时空动态变化、影响因素分析及大数据的应用等是国内外城市贫困的研究热点;贫困空间的演变及成因上,受居住、种族和阶级隔离等多种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外的城市贫困呈现由内及外的郊区化现象,而国内城市贫困空间演化较为复杂多变。     

数据开放、公众参与和环境治理创新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大数据的产生,公众对于政府各类数据开放共享的要求日趋强烈,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数据开放共享推动公共治理创新。研究表明,政府通过环境数据开放可以让公众更好地参与环境治理,从而推动环境治理创新;环境数据开放使公众能够获得更多的环境信息,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并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提升环境治理效果。针对数据开放与环境治理创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改革政府环境数据管理体制,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加强环境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打造"一站式"环境数据服务;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公众利用开放环境数据的积极性。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对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运行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整体治理能力与基层群众综合性需求契合度不够、治理的现实基础和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新问题新挑战,要健全农村组织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支撑保障;增强社会治理主体合力,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体系保障。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机关事务管理创新: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

作为保障机关有序运行的重要制度设定,机关事务管理面多事杂任重,创新机关事务管理是实现从“制度优势”转向“治理实效”的重要一环。实现机关事务管理现代化,其本质是从“广度”到“深度”的深刻转变:新时代下的机关事务不再仅仅强调业务广度方面上的面面俱到,更期望其能在强化政府自身建设、优化政府职能等更深层面扮演积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机关事务领域改革,不仅仅是对其职能的不断调整,其本质在于对宏观行政体制变革的主动回应与渐进调试,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一环,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职能现代化、体制法治化、行为职业化、能力智慧化等制度优势。基于行政管理要素构成的分析视角,职能体系、职权范围、管理体制、人力资源都将是创新机关事务管理的必要路径。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智慧治理: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到来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体制的协同化发展,同时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进一步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政府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技术的困境、网络安全、信息鸿沟、法律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面对种种挑战,政府应积极适应当今时代变化,实现智慧治理。     

公共部门创造市场化公共价值的实证研究——基于公民为先的善治理念视角

随着公共事务复杂度与数量的急剧增加，公民意识的觉醒与NGO组织的涌现，公共价值的内涵已发生时间序列的变化，公共部门对社会声誉及公信力的获得已由自然继承转变为争夺，一系列市场化因素迫使公共部门面临需求差异化与供给多元化的双重压力。公共部门管理中，公民为先的善治理念的整体缺失，导致公共部门对公民需求、环境变化不敏感，这是与公共部门“创造公共价值”的本意想违背的。因而市场化公共价值创造，公共关系管理和公信力建设成为公共部门营销的崭新课题。文章构建公共部门的市场化公共价值构念，即公民消费公共产品从而获得的消费者价值，应用结构方程模式（SEM）实证分析，说明公共部门在竞争性公共产品市场中，为实现公共价值创造的核心职能，应当顺应公民社会需要，秉持公民为先理念，通过“政府再造”，提升公共服务品质，积极拓展社会享誉度及公信力。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预防腐败体系建构

从权力的角度看,腐败是权力的异化。公共治理具有多元化、网络化、互动性的特征,为建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权力、制度、法律和伦理是权力运行过程中对腐败的产生与治理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四个维度。其中权力与法律侧重于内外互动,制度与伦理侧重于内部整合。四者融汇交织,形成网络式互动,产生对权力运行过程的修正作用。以此建构一套预防腐败体系,是克服传统反腐模式重惩治轻预防、重政治动员轻制度建设等弊端的有力举措。     

国际视野中的性别失衡公共治理:比较与借鉴

基于存在男性偏好的亚洲5个国家和地区性别失衡治理方面的相关二手数据,采用了公共治理的6要素理论框架,分别从目标、理念、结构、机制、工具和绩效方面总结和比较了中国大陆、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和巴基斯坦性别失衡治理模式.研究发现,5个国家和地区在治理目标和理念上有较大的共同之处,在治理目标上主要是针对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的治理,在治理理念上直接治理和间接治理并重;但在结构、机制、工具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也导致了治理绩效的不同.其中治理较为成功的是韩国,采取了较为合理的治理结构、机制和工具,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分别在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或治理工具方面存在一些局限,从而导致其治理绩效不明显.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针对中国大陆地区性别失衡治理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