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平等与资格理论:评德沃金与诺齐克的平等之争

罗伯特·诺齐克对模式分配正义原则提出了三个批评:模式原则肯定会被自由所扰乱、再分配政策是不正义的、要维持模式原则就必须侵犯自由。诺齐克并没有为其观点提供成功的证明,他对自由和资格概念的使用并不能支持他的绝对财产权的论证,对模式原则的三个批评也都有大量的反对理由和反例存在。罗纳德·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虽然也属于模式原则和诺齐克的批评对象,但资源平等被证明是与自由高度相容的,其本身的目标也为再分配提供充分的理由,背后的理论假设和概念运用似乎比诺齐克的论证更有合理性。因此,资源平等能够成功地避免诺齐克的批判。     

罗尔斯的契约公正论概观

罗尔斯的《公正论》提出了"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的论断,构建了基于"原初状态"假说的社会契约公正论,达到了20世纪西方社会公正思想的巅峰。罗尔斯力图既保持康德形而上学的道德说服力,又坚守经验主义理论的底线,吸收功利主义的合理因素。他的契约公正论实质上是一种以义务论方法求得目的论结果的混合理论,既尊重个人自由,又注重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倡导有条件的平等主义。他的"原初状态"假说,令契约当事人在"无知之幕"遮蔽下共同确定人人都会同意的公正原则,由此推导出"最大的平等自由原则""合理的机会均等原则"和有条件不平等的"差别原则"。罗尔斯的公正三原则宣扬了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着力倡导的自由至上、权利平等、机会均等理念,进而主张"凡制度公正的社会应当平等分配一切经济利益和服务,除非某种不平等分配旨在有利于发挥每个人的优势,或至少有助于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生活境遇"。罗尔斯的契约公正论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平等思想的影响,多少反映了20世纪广大底层民众批判资本主义不公正现象、追求社会公正的美好愿望,但其立场和方法论同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有着本质区别。他的契约公正论具有为"大政府、小社会"的"福利资本主义"进行道德辩护的作用,被奉为新自由主义的一面理论旗帜,但也饱受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其他派别特别是右翼保守主义者的批评和质疑。     

马克思的劳动正义与诺齐克的持有正义

尽管正义内蕴多样,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正义比较中,得出符合当下中国社会正义的基本指向,为社会的正义观选择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正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利益或利益关系现象,利益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表征的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诺齐克提出了与罗尔斯不同的正义原则,主张凡是成年人之间互相同意的交换得来的财富即是正义的,诺齐克的正义指向则是一种"持有"正义。马克思与诺齐克在正义思想上是不可能公约的,一个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前提;马克思与诺齐克的正义原则不仅存在着底线上的分歧,而且存在着根本性质的原则分歧。     

资质才能与分配正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差异与资质才能具有直接的根本性关联，分配正义的权利依据就归结为对资质才能的权利问题，美国学罗尔斯和诺齐克由于在资质才能的权利归属上有不同见解，因而坚持不同的分配正义原则。社会和个人对资质才能都拥有权利，是双重拥有，社会一方面应该承认资质才能的差别，保护因此差异而获得有差等的利益权利，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财富一定程度的集中再分配支持因先天不利等原因导致的较少受惠和社会弱势人群。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与制度创新民须使有利和不利的利益分配实现一种恰当的平衡。     

没有富足,平等何以可能?——柯亨的正义理论述评

柯亨认为马克思的"富足会带来平等"的正义逻辑面临现实的挑战,而以捍卫平等为目标的柯亨在批判诺齐克的"自我所有"原则,同时指出罗尔斯"分配正义"所蕴含的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目标:在匮乏的前提下为平等寻找"规范性"原则。他认为只有通过国家税收对人们的收入进行再分配,真正的平等才得以可能,从而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平等观。     

亚里士多德论公正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系统阐述了公正的本质、原理、分类,特别是分配公正的准则和实现途径等基本问题,达到了古希腊公正思想的巅峰。亚里士多德将公正分为普遍公正和特殊公正,前者着眼于社会成员与全社会的关系,要求人的行为合乎法律(含道德法典),故称法律公正;后者着眼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包括分配公正和矫正公正,其核心是分配公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中道原理,将公正定义为介乎两种过恶之间的中道。他认为自然公正引导法律公正,也是最佳城邦所追求的公正;自然公正、法律公正和衡平法共同支撑着城邦公正。他将分配公正的"完整思想"表述为"对同等者平等,对不同者不平等",即"让各人得其应得",由此引出"比例平等""算术公正""几何公正"等重要概念。他所主张的贵族民主政治的公正,要求公民轮流管理,即轮流地统治与被统治。为此,他特别重视对公民的公正美德教育,因而强调公正教育必须包含权利和义务两方面的道德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公正思想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影响,也为当代社会的公正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公正论

公正是同等的利害相交换的行为:"等利害交换"是衡量一切行为是否公正的公正总原则.公正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交换或分配:权利与义务相等是公正的根本原则.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应与其贡献成正比而与其负有的义务相等,则是社会公正的根本原则.社会公正的根本原则可归结为"平等":一方面,每个人因其最基本的贡献完全平等--每个人一生下来便都同样是缔结、创建社会的一个股东--而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完全平等地享有人权,可以名之为完全平等原则;另一方面,每个人因其具体贡献的不平等而应享有相应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人们所享有的非基本权利的不平等与自己所做出的具体贡献的不平等比例应该完全平等,可以名之为比例平等原则.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分配思想探析 兼论当代政治哲学分配正义的阿基琉斯之踵

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对分配起支配作用这一思想在《导言》中突显;分配与生产领域不可分割;生产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中,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都没有从生产的源头说明分配正义的实质,只在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抽象地谈论分配正义。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对当代政治哲学分配正义的"祛魅"路径,为我们揭露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阿基琉斯之踵,重新认识社会的分配问题,进而分析当前普遍存在的社会公正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权利与国家证成——诺齐克的证成国家路径

诺齐克运用假想的无形之手的故事说明了最弱意义的国家以纯粹自愿的方式产生于一个前政治的自然状态。诺齐克的论证路径直接针对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避免了洛克式路径需要一致同意的困境,表明国家的产生没有侵犯道德边界。虽然与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地诉诸自然权利,诺齐克却证成了最弱意义的国家。诺齐克证成国家的路径是开创性的,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善良的“还是“无害的“——诺齐克政治哲学中的道德约束

在古代社会,“善良的“是国家对个人的要求.洛克在反对中世纪教会专制和绝对君主论的基础上提出:自由人在契约的基础上建立或废黜政府是合理的,因此,国家对个人的要求是受到大多数人对国家的要求限制的.诺齐克在洛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的自由只有在自然权利的道德边际约束下产生的国家中才能得到保障,只有国家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无害,才能确保个人对他人的无害.因此,国家对自由人的要求只能是“无害的“而不是“善良的“,“善良的“只能是个人对自己生活的道德要求.诺齐克没能解决当一个人无法保障自己的自然权利时,国家如何保障其自然权利的问题.只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道德边际约束递减律,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正义理论评析

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是罗尔斯新自由主义“正义论”的两个信条。他批评功利主义把人当作手段来看待：可能导致对某些基本权利的漠视乃至侵犯：不能避免利益分配的不公平。诺齐克提出“持有的正义”理论,以对抗罗尔斯“分配的正义”理论,从自由主义内部对罗尔斯“正义论”进行批评。表现了现代西方社会里中上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对立。麦金太尔则倡导社群主义,批评罗尔斯和诺齐克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都没有“应得”所必需的共同体概念。麦金太尔等思想家对西方现代社会所作的否定性批判,揭示了从启蒙运动以来,摈弃德性传统,追求全面功利化所造成的难以克服的道德困境。     

霍布斯论社会契约与公平正义

霍布斯的人性论主张,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始终处于"每一个人反对每一个人"的战争之中,没有道德和公正可言。这种人性论蕴含着人类平等观念,具有反对神学伦理的历史进步性。他将自然状态和利己理性同公民契约相配合,奠定了维护统治者权力的社会契约论基础,建构了契约论的公平正义观。其社会契约论推翻了君权神授之说,又保留了专制主义特征。它一方面赋予统治者以绝对权力,同时主张统治者不得违背契约授权而不公平地对待臣民,主张唯有保障财产权的政府按约行使权力,才能实现公平正义。因此,统治者必须服从自然法,遵守社会契约,依法实施分配公正,而被统治者则必须履行法律义务。霍布斯的思想遗产具有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其契约论公正观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以来的公正哲学,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公平正义。他将伦理思想和公平正义奠基于人类永恒不变的利己本性之上,为专制主义作哲学辩护,则是其理论失足之处。     

社会公正“三要素”之内涵论析

公正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蕴涵着一定的道德诉求。关注人的生存权,把满足人的合理而"基本需要"作为价值关照,是社会公正的伦理关怀,符合社会发展的目的性要求,体现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确定能够使每个人为社会幸福作出充分贡献的制度安排,使人们从社会的基本结构安排中获得其"应得",是社会公正的权利取向,体现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从"实质公平"的意义上理解社会公正,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是社会公正的平等理念,要考虑社会成员的差异而促进适度平等和共同发展。     

弗莱彻的“爱即公正”论述评

弗莱彻的基督教境遇伦理学强调道德规范的相对性,反对僵化的宗教律法主义。其相对主义含有"上帝之爱"这一绝对因素,要求人们在任何境遇中,都要遵从爱的诫律,像上帝爱一切造物那样爱世人。这种境遇论方法充分尊重行为者从实际出发的自决权,因而加重了行为者自主选择的道德责任。境遇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爱同公正是一回事,因为公正就是被分配了的爱。""爱即公正"论在伦理学理论上将爱与公正视为最高范畴,在社会实践上旨在反对"爱"的空洞说教,为遭受社会不公的人们呼唤实实在在的公正待遇。弗莱彻认为,道德公正是法律公正的基础,而法律公正本身绝非道德公正,它必须奠基于道德公正。当面对不公正的法律或执法不公之时,公民不服从乃至"凭良心造反"或革命,均为促进社会公正的正义之举。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境遇伦理学又敦促公民尊重和服从奠基于道德公正的法律。弗莱彻的社会公正观深受马克思论著的影响,不乏可资借鉴的真知灼见。弗莱彻终生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考、勤于创新、勇于实践"的学者风范,一贯坚持"道德理论与修身实践的统一",为争取世界和平、社会公正和人类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     

试论公共政策的公正价值原则体系

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政策价值的哲学指导，政策制定和实施很不规范。在所谓主流经济学派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下．社会发展变为经济发展，甚至认为经济发展就是GDP的增长．只要经济发展和GDP增长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经济神化论或GDP神化论左右或影响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过多考虑了经济因素即效率，对经济以外的基他因素如公正公平等考虑过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公共政策的公正价值原则体系是必要的和迫切的。     

论共产主义之科学假设的两个前提

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究竟是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究竟是废除还是完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这首先取决于共产主义社会人性究竟如何。试想,如果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相互间仍然计较利益得失,那么,按需分配就必定会剥夺需要少而贡献大者按照公正原则应该多得的权利,因而是不公正的。这样一来,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实行按需分配了。反之,如果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相互间不计较利益得失,那么,按需分配就无所谓公正不公正,而是超越公正的仁爱原则了。这样一来,共产主义社会就可能实行按需分配了。     

康德论社会公正

自由、公正和理性是康德伦理学的三大基本概念,而义务与权利的内涵必须根据自由、公正和理性加以阐释。在康德那里,自由主要指的是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或自主性;而公正的普遍法则是:外在行为的方式务必确保个人意志的自由行使同一切人的自由得以和谐共存。康德认为,善良意志之所以为善,就在于它是理性意志的自由;理性在道德哲学中居于统率地位,惟有理性才能确立道德,唯有自由价值才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康德的公正法则是所有理性人都会同意的社会契约,是确保社会公正、和平与和谐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在他看来,确保自由和公正应成为对政府和合理之法的道德要求,合理之法必须促进人的自由。他一方面强调服从政府和法律的道德义务,同时也承认反抗与革命的道德权利。康德的伦理学和公正思想为人类社会"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建构,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柏拉图论公正

柏拉图的公正思想反映了其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体化。他的《理想国》将公正作为中心论题,称得上是一部最早最详尽的公正理论专著。柏拉图接受了奥菲士教-毕达哥拉斯学说和古希腊人的传统观点,主张公正的本质是今生和来世的酬报。他认为公正是所有道德价值中的最高价值,涵盖了一切美德,只有公正才能获得幸福。柏拉图把公正分为灵魂公正和国家公正。所谓灵魂公正就是灵魂中若干美德和谐秩序,即心灵和谐;而国家公正则是社会各等级"各就其位、各尽其职",保持均衡与和谐。他提出了区别政府好坏的标准,即:凡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守法政府是公正的好政府,凡服务于统治者私利而不讲法律的政府则是不公正的坏政府。柏拉图的公正思想是西方公正思想史的第一个理论高峰。其后两千多年来,正是在对柏拉图哲学的持续批判和继承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卓越思想家们不断探索和更新着"什么是公正"的永恒问题,不断推动着人类道德和社会公正的演进。     

公正理念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公正是对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分配或安排，以及与此种分配或安排秩序相适应的道德品质，包括美德的公正和制度公正两个方面。树立公正的执政理念、贯彻公正的基本原则、追求公正的发展目标，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现实需要，因此，需要在制度设计、执政方式、执政者执政道德建设等方面贯彻公正的理念，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从柯亨对诺齐克“自我所有论”的批判看左翼自由至上主义的抱负

当代西方左翼政治哲学的难题在于如何构建一种保护自由的平等主义。作为最为年轻的西方左翼政治哲学流派之一的左翼自由至上主义,试图通过一种极具冒险的方式来回应这一难题:努力把一般被认为是体现右翼自由观的自我所有原则与左翼的外部资源平等主义分配方案结合起来。作为左翼政治哲学前辈的柯亨早就通过对诺齐克"自我所有论"的批判断言:为了平等必须限制自我所有。而作为当下西方左翼政治哲学主力的左翼自由至上主义学派则坚持认为,存在把自我所有与平等主义结合的可能,并设计了结合方案。以大冢的方案为例,与其他平等主义相比,左翼自由至上主义的确具有某些优势,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