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路径、特点和动因分析

如何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政策议程。作为欧盟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德国出于其卫生安全利益诉求、多边主义外交传统和自身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领导力追求,不断提升其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参与度。德国在2020年发布的《联邦政府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充分表明,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已经上升为德国的一项重要外交战略。德国主要通过塑造全球卫生治理议程、完善全球卫生援助体系及推动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改革三种路径来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德国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呈现出横向化、多边化和多维化的特点,其动因在于强化德国卫生安全、增进德国的外交软实力、促进德国生物产业经济利益以及提高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全球气候治理新议题“公正转型路径工作方案”谈判进展、挑战和启示

“公正转型”于2010年正式写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决定,但在气候谈判进程中关注度相对有限。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届缔约方大会正式授权建立“公正转型路径工作方案”新议题(1),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对“公正转型”问题的关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为“公正转型”问题的磋商和开展合作行动提供了更高的平台。“公正转型路径工作方案”议题谈判呈现如下共识与挑战：一是建立“公正转型路径工作方案”新议题是全球通往碳中和进程中对各国转型需求的回应,也将促进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和全球低碳转型发展进程;二是虽然各方已就授权建立“公正转型路径工作方案”达成一致,但就工作方案的关键要素、工作方式、主要工作领域等问题存在不同理解;三是工作方案在与“应对措施论坛”议题合并、是否开展具体示范或国际合作行动、是否建立独立资金机制等问题上存在分歧。通过整理各方立场、分析新议题谈判趋势和挑战,为我国参与议题谈判和推进“公正转型”问题国际治理进程提供了启示：重视“公正转型”问题,积极参与推动新议题构建,发挥建设性作用,该议题也可以成为我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引领全球环境治理进程的重要抓手...     

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困境与前景

面对气候变化的复杂挑战,从2003年起气候变化及与之相关的水资源保护、能源转型等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关注的重要议题。截至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已经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并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开展气候行动。在以合作促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以气候治理增强和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需求的双重因素驱动下,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和动力不断增强。但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也面临内外挑战,气候治理能力不足、利益矛盾与博弈不断、自身机制缺陷、外部力量干扰以及现有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不足等对上海合作组织凝聚治理共识、采取有效行动形成制约。这些问题与挑战虽然对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一定冲击,但难以抵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气候合作的步伐。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应多措并举,抓住合作机遇,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注入上合力量。     

格拉斯哥会议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特征与趋势——兼议对我国气候治理的影响及其策略选择

格拉斯哥会议是继2019年马德里会议后举行的第一次正式气候谈判会议,也是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参与的第一次谈判会议,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格拉斯哥会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达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在适应资金、碳市场、1.5℃目标以及退煤等问题上达成了广泛共识,同时也开启了《巴黎协定》全面实施的进程。本文梳理和分析了格拉斯哥会议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格局、特征和趋势以及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就我国应对新形势、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提出建议。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

人因自然而生,与自然共生。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将人类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范围内,全球生态系统方能行稳致远,人类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基本前提。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充分发挥工业生产体系的规模效应,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增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致力于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了中国贡献。     

德国南海政策的新调整：动因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南海政策调整越发明显。政治层面,德国除了在欧盟框架内发声,还越来越频繁地就南海问题独立表态;外交层面,德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由经贸合作向安全议题合作拓展;军事层面,德国海军的南海地区行动从谨慎克制向追求积极有为转变。德国南海政策调整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国家层面安全和外交政策转型的驱动,也有地区层面国家竞争和区域利益的共同作用,还有国际层面的威胁认知和“全球力量”身份塑造的推动。然而,德国政治精英的立场分歧、军事能力和社会民意的限制、价值观外交路线和对华经贸关系的制约,都将成为德国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阻碍因素。中国应密切关注德国南海政策动向,在稳固双边经济贸易关系,拓展在人为气候变化、海洋污染、能源转型等议题合作的基础上,推动中德关系朝健康稳定方向发展。     

科技安全化与泛安全化：欧盟人工智能战略研究

在安全化倾向的影响下,科技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越来越多受到权力关系、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中的安全要素约束。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领导力的竞争中,美西方国家正试图以技术发展军事安全能力,并从规范、制度、权力多个方面保护人工智能技术价值链与产业链的安全,隐藏着一定的泛安全化风险。欧盟倾向于将中国视为长期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对象,尽管在经济领域与技术全球治理领域双方具有合作共识,但对技术主权的保护仍是影响科技合作关系走向的重要变量。针对美西方通过泛安全化维护科技体系优势地位的行为,中国提出科技安全是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应尊重并关照各方合理安全关切,持续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欧盟对俄罗斯能源战略的安全化与安全化困境

冷战后,欧盟试图在其边缘建立包括能源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在内的能源大市场,实现“区域能源自给”。欧盟将俄罗斯视为“待帮助的改革对象”,致力于能源治理“规范性权力”的东扩。其间,欧盟对俄能源战略面临着安全化启动困境(安全化或非安全化),但非安全化占据上风。随着“规范性权力”东扩受阻,欧盟将俄罗斯确认为“存在性威胁”。在互动中,欧盟对俄能源战略出现明显的安全化互动困境(精英与大众、施动者与指涉对象),2022年俄乌冲突则加剧了这种困境。欧盟为此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对俄能源替代甚至脱钩战略,对俄能源战略安全化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对俄能源安全的实现,欧盟仍面临安全化的结果困境(安全的常态化或不安全的常态化)。     

体制与能力:试析美国气候外交的二元影响因素

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中,美国政府遭遇了体制与能力的二元困境:既要平衡体制内部的矛盾,融合地方和党派的分歧,达成政治妥协;又要提高谈判能力,以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垄断话语权和发展空间分配权。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全球治理谈判进程中拥有强大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由美国的体制衍生而来的分化消极态度极大约束了其在气候外交和全球谈判的手脚。本文试图从美国的体制和能力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一现象,认为美国强大的谈判能力和日趋分化的决策体制之间的失衡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其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不断下降。美国气候外交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差异,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或者执政党领袖等因素,而是美国体制问题和谈判能力二元互动的产物。     

欧盟在国际气候与能源政策中的领导角色和德国的能源转向政策

本文将欧洲的气候与能源政策以及德国的能源转向政策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予以解读。首先介绍欧盟气候与能源政策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脉络,继而指出当前的问题,尤其是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出现的问题。本文第三部分指出欧盟在这一政策领域的领导作用式微,而且仅有少量迹象表明,在未来几年,欧盟还能像21世纪头10年那样决定国际气候政策。第四部分介绍德国能源转向政策的发展,并将其作为次优机制进行阐述。在结论部分,本文将气候与能源政策的讨论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框架,探讨本文所呈现的视角的其他相关问题。     

全球气候善治与绿色丝绸之路——基于治理实验的视角

全球气候善治作为一个全球性目标,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和约束条件.与此同时,由于自北向南的碳泄漏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中和进程决定了全球气候善治目标能否如期完成.《巴黎协定》开启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全球盘点的混合多边主义模式,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多元行为体开展治理实验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制度框架.文章讨论了实现全球气候善治的核心理论要素及架构,归纳出后巴黎时代多元行为体基于不同认知开展的气候治理实验,梳理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转型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通过论证一带一路开展气候治理实验的条件及方向,探讨了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机制与路径.文章认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在坚持发展导向的前提下,秉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探索兼顾增长与减排的现实路径,实现削峰发展和早 日达峰,为全球碳中和进程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国际社会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化解国际权力政治对气候议题的牵制.     

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的源起、内涵与展望

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向是中长期和短期因素共同驱动作用的结果,国家崛起和“时代转折”的双重动力推动德国出台首部国家安全战略。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基于综合国家安全观,提出多元化策略,界定德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并突出了制度竞争要素。该战略文件针对内外安全风险,具体从加强防护性、加强韧性和加强可持续性等三方面布局实施路径,在体制建设上尚未构建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体系。无论是战略文件的制定过程还是核心内容,都充分体现出德国与其他欧美国家的战略联动。该部战略不仅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新变化,而且全方位影响德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不过,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型仍旧面临若干现实问题和瓶颈,这限制了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领导力的发挥。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更多地聚焦原则立场,外界更应当关注其后续转化和实施。     

德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行为及其动因分析

提供气候援助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气候治理能力的提升,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发达国家缔约方的法律义务。随着气候变化议题地位的不断上升,气候援助也成为诸多发达国家对外援助中的重要部分。一直以来,对外气候援助在德国对外援助中占有着较大比重,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资金面临缺口的情况下,德国仍然保持甚至增加了其对气候援助的投入和承诺,是全球公认的积极的对外气候援助国。其对外援助行动表现出了援助意愿强、援助力度大、援助对象广、援助渠道多和援助专业化的特点。通过对德国援助行为的分析,可发现其援助动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帮助受援国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二是提升德国在气候议题中的谈判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三是促进德国国内气候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可以预见,德国将会在这一领域延续其一贯积极的政策导向,引领全球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行动。     

右翼民粹主义的科学架构——以德国选择党的气候科学架构为例

在新冠疫情危机和气候危机背景下,通过建构科学框架叙事“去合法化”主流科学真相已成为当前右翼民粹主义政治传播和动员策略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架构视角从诊断型架构、处方型架构和动机型架构三个方面对右翼民粹主义的科学叙事进行分析。在诊断型架构方面,民粹主义者对精英进行道德审判,从目的可疑性和行为伪善性两个层面揭露精英的“道德低劣性”。在处方型架构方面,民粹主义者借助于呼吁常识、科学化包装和建构阴谋论等手段建构新的科学“反知识”框架,向人民展示民粹主义版本的另类事实对于主流科学知识的可替代性。在动机型架构方面,民粹主义者通过煽动对精英和主流科学的恐惧和愤怒情绪,使民众更有动机根据自身身份认同和情感直觉对科学信息进行解读和传播。最后,本文以德国选择党的气候科学架构作为案例,探析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何利用气候科学框架挑战主流气候科学和政治精英,以实现自身政治诉求。对右翼民粹主义科学架构的研究,有助于为研判当前西方政治极化的发展新趋势提供新的视角。     

德国减缓气候变化的能源政策与法律措施探析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先锋,德国非常重视通过能源政策和法律措施减缓气候变化,在气候保护和能源利用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德国的气候保护政策与能源政策走过了从紧密联系到相互融合的演进过程。在气候保护与能源政策的指导下,德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能源法律体系,其中规定了一系列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以减缓气候变化的法律措施。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引、联邦政府积极的推动、公众环保意识的支持、成本收益的综合考量以及确保能源安全的需要,是德国能源气候政策和法律体系发展完善的关键动因。     

东南亚移民危机与移民治理:从“安全化”到“区域化”

继欧洲难民潮和北美非法移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后,东南亚也爆发了严重的移民危机。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的将移民视为威胁的"安全化"行动不仅无助于移民危机的消解,反而加速了危机的升级,成为对地区稳定和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挑战。认识到移民政策"安全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东南亚各国开始寻求加快推进移民的区域治理,由此产生了地区国家"安全化"行动与"区域化"进程两者并存的发展态势。然而,在区域化进程中,东南亚诸国面临治理维度发展失衡,政策行动上存在共识缺乏和能力制约等挑战。为此,东盟需要突破当前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安全化"反应模式,实现均衡治理和统一行动。作为东盟的重要邻国,中国应积极研究对策,加强多边合作与协调,维护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全。     

公司治理的德国模式

公司治理是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德国的公司治理与英美模式相比具有显著的差异.本文从公司治理的内涵出发,在利益相关者价值观的视野下,将德国及英美的公司治理模式纳入公司治理的一般框架之下.将德国的公司治理视作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的一种机制设计的尝试,主要从制度视角考察德国公司治理的特质,关注于控制权的分配问题.     

德国社会医疗保险治理体制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德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有130多年的历史,该制度在总体绩效方面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好评,这与它完善的治理体制密不可分。本文将德国社会医疗保险总结为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政府治理的边界只是在一个与时俱进的法制框架下进行政策执行和必要的监管,而保费的收支、医疗服务的供给数量与质量、医疗费用控制的具体事务等则由社会治理机制来完成。社会治理的主体主要是疾病基金协会和医疗服务各主体的协会,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平等、公开透明的博弈和协商最终达成政府卫生政策目标。目前中国医疗保险领域各方利益日益冲突,在政府要求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背景下,学习和借鉴德国的经验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