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谭震林提出的“两个凡是”

1977年2月，“两个凡是”的提出，一度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准则。当时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它的错误。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中国社会广泛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是一场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此过程中，各种理论观点激烈交锋，其中老革命家谭震林提出了“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这样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个凡是”     

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下访”莫变味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实践证明。思想的解放绝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完成的，这不仅是由于人类认识的无限性所规定的，而且也是因为“思想”的桎梏必须用“思想”的武器来打破。否则，离开“思想的闪电”，思想的解放就会沦为空洞的口号抑或无稽的搞“秀”。     

从“摸论”到“鞋子论”刍议“道路自信”及自觉

如果说邓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初期探索道路时的一种谦逊，那么，习近平同志的“鞋子论”则可以说表现出了我们党在当今国际背景下对自身发展道路的一种自信，两者有内涵、思维方式、目标上的一致性。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     

“中国”的出处

最早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差别很大。“国”最初就是指一个城、一个邦或者一个邑。住在里面的人叫“国人”，住在外边的人叫“野人”。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国，当时说“万国来朝”，不一定有上万个，但至少有几千个。经过长期兼并和淘汰，到战国后期，才号称“七雄”。“中”的本义是一面旗帜。最早的“中”字右边还有几横，     

比选“风暴”

“擂台比一比，本事大家看!”去年以来，永川区打破“领导提名单，群众画圈圈”的干部选拔模式。用干部比选的方式掀起了一波人才角逐的“风暴”——     

“正面”到“负面”的人生逆转

“如果能正确看待人隋，守住底线，就不会越来越妥协!’，“如果能守住第一次，抵挡住他人诱惑，就不会越陷越深!”他们懊悔的心声响彻牢房，但人生没有“如果”。在你越过底线、打破“第一次”的时候，人生“正负”逆转的阀门已然开启。曾经，他们都是所属行业的“标杆”，如今却身陷牢狱。     

三农”问题与“三个代表”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当今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入世后形势最为严峻的问题,更是我们实现现代化必须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本文从深入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角度,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     

从“时问神话”的现代性反思重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严复的《天演论》提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线性发展观,为中国在20世纪对时间神话的崇拜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中国在“他者化”过程中,更多强调了社会现代化而忽略了文化现代性。受此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从创作到研究层面都产生了诸多问题。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变革需要打破时间神话和“现代性”光圈,发展新的研究范型,开拓新的思维方式。     

实现从“贴牌”到“创牌”的转变

自主品牌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企业的生命线。我国大多数企业都是采用贴牌生产,形成了对国外品牌的依赖。必须改变“制造大国”、“品牌小国”的现状,实现从“贴牌”到“创牌”的转变,着力培育和创建自主品牌,使更多的中国自主品牌走向世界。     

开创世界水平“三农”工作新局面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难点在“三农”，潜力在“三农”。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必须深入研究、统筹推进。市委农工委、市农委认真学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提出了“发展世界水平的农业、建设世界水平的农村、培养世界水平的农民”的北京“新三农”发展目标。     

从“三不管”到“一家亲”

滇黔桂跨省区联合党工委打破地域界限、破除行政壁垒，探索建立“区域化大党建”模式，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成为三省接壤区群众的“领头羊”。     

略论“德”、“礼”主导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传统中国乃伦理社会，儒家伦理思想占统治地位，“德”、“札”遂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石。“德”、“礼”不仅是法律制定和执行的依据，而且法律的内容也大多关乎“德”、“礼”。“德”、“礼”的这种主导地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一定的阶段性。这种“德”、“礼”主导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仍然从正反两个方面发挥着其影响作用。     

“心”入基层，自省“我是谁”

阔天地在基层，源头活水在实践。当前，新闻战线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是这一活动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三个“谁”，三位一体，相得益彰，只有明确了“我是谁”，方能回答好“为了谁”、解决好“依靠谁”。     

“以人为本”之“人”的新诠释

党的十七大再一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思维方式的伟大转变，是治国理念的重大突破。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将产生巨大影响，在实践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如何理解“以人为本”的“人”，对其作科学而具体的诠释，以致于不会使“以人为本”在现实中沦为空谈和一种滥辞，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之“人”应涵盖“人民”、“后代人”、“有生命意义即将出生的人”、“法人”、“犯罪人”和“失去生命的人”等。     

在对话中提升：“中国模式”的出场学路径

“华盛顿共识”理论范式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模式”提法便应运而生。“中国模式”自有中国逻辑，把“中国模式”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中国模式”还在路上，所以在实践中，我们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妨碍在理论中提升“中国模式”。     

算清为官的“机会成本”

古来万事难两全。有以身许国的慨然，就难有“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闲散惬意。放不下“窗外疏梅筛月影”般的卿卿我我，也就难有大丈夫纵横四海的成就。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朴素道理，在经济学上还对应着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讲的是在“多选一”的决策时，必须舍弃其他利益。算清楚机会成本的“舍”与“得”，无     

“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如何打破的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举凡伟大的社会变革，无不伴随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为社会变革充当先导，社会变革为思想解放提供动力。这是由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发展也不例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蓬勃向上，充满活力。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有力地证明了30年前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那场深入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不可能有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迅速前进的今日中国。     

“中国模式”的概念解读

“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时间上，“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其内容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综合性的概念；“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中国模式”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打破“瓶颈”制约 促进经济发展

近年来，巴中市巴州区交通局在市委、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力打破交通“瓶颈”，掀起了以干线公路改造、县乡标美路建设、农村公路建设为重点的三轮交通“大会战”。进入“十一五”以来，市委、市政府在大力实施“四大战略，推进五个突破，打好老区建设发展翻身仗”部署上，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了首位，提出了构建巴中大交通的战略思想，区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