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两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想通过“大跃进”走出一条在中国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通过人民公社探索一种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一察觉到运动出现偏差，率先提出并带头纠正，以求运动健康发展。1958年11月2日至10日，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在河南召开两次“郑州会议”，即是他发现并开始着手纠正错误的努力。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问题的最初调查

<正>毛泽东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大力倡导者,也是较早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了不少乱子的领导人。1958年10月中旬开始,他通过召开干部座谈会等方式,了解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如果不加以注意,就会影响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他主持召开郑州会议,开始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     

毛泽东与第二次郑州会议

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毛泽东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共产风"和瞒产私分问题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站在纠"左"的前列,提出在人民公社实行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从而放慢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步伐,调动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特别要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尽可能地不犯或少犯错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局限,这次会议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纠"左"方面还需要经历艰难的探索过程.     

1958—1959年毛泽东纠“左”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礼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     

历史上,县处级以上干部都学些啥

正学政经,让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毛泽东第一次提倡县处级以上干部学政治经济学,是在"大跃进"发动半年后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这次会议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开了9天。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初步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     

毛泽东是怎样汲取“大跃进”教训的

正"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但他也是党内高层中较早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努力进行纠正的。从1958年冬发现"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不下50次谈论这场运动的错误和教训。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稿中,毛泽东就有自我批评的话,并就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部分省委第     

情系人民——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纪行

1958年冬到1959年7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多次召开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采取了许多措施。毛泽东还亲自到河北、山东、河南、湖南等省     

毛泽东庐山之夏50天

1958年底，中国出现了天灾人祸的窘迫形势。毛泽东心急如焚，接连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1959年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决心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错误。毛泽东批评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然而，半年来的会议和领袖的良好愿望，并未完全贯彻下去，过热的空气，并未冷却下来，形势依然严峻。饥饿、贫穷、艰苦威胁着老百姓的生活，怨天尤人的现象在干部队伍中较为严重。鉴于此，毛泽东担心出现悲观、泄气，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对“三面红旗”失去信心的局面。他认为高级干部的这种“悲观”是对“总路线”的怀疑，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前景丧失信心。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1958年8月上旬和10月中下旬．毛泽东曾两次就人民公社问题进行调查。这两次农村调查虽然相距的时间并不长．但调查所产生的结果却不一样。8月上旬的调查致使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10月中下旬调查则为人民公社化运动降了温。     

庐山会议前党和毛泽东在纠正“共产风”错误中“算旧帐”问题上的演变及启示

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并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对于当时“左”的理论和实践中的错误,是一次陆续发现问题、认识不断深化、逐步进行纠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办人民公社的一些混乱中,发现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搞产品     

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和党中央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并曾努力领导全党进行过纠正。然而,把这时对错误的纠正说成纠“左”,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左”和右都是有严格界线的,即质的规定性。所谓“左”,就是指思想和行动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离开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时的现实性,陷入空想盲动。     

1961年中共北京市委的农村调查

北京市委农村调查的准备和发动 1961年初,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发出了“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的号召.同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简称“六十条”)和《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首先是第一书记,即刻起要把深入基层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当前的首要任务,并且这种亲身进行的有系统的蹲点每年一定要有几次.     

“大跃进”期间的资产阶级法权讨论及影响——试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构想

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际,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并亲自发起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讨论围绕着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性质及表现等问题展开。随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逐渐发觉和纠正,讨论没有深入开展下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毛泽东追求其理想社会的一种方式,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毛泽东建立理想社会的努力

穷其一生,毛泽东都在努力建立一种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实现理想社会的一次巨大努力,人民公社所建立的各种公共机构如公共食堂等都是为了消灭剥削,人民公社具有毛泽东早年所要建立的新村的影子。换句话说,毛泽东发动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为了在中国建立一种类似新村的新的理想社会制度,而农村全部公社化的实现则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建立理想社会的决心。     

不应否定庐山会议以前的纠“左”——与裴焕利商榷

裴焕利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发表了《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裴文),肯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却又认为这种“对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一、裴文的逻辑矛盾难以根除裴文既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又说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二、裴文对纠“左”含义的理解有片面性在对纠“左”含义的理解上,裴文片面强调了质的规定性,忽视了它在不同条件下规模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调查研究的启示

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全党同志“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在百忙之中回到了家乡湖南，主要是到农村就人民公社的发展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调查研究的启示

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全党同志“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在百忙之中回到了家乡湖南，主要是到农村就人民公社的发展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958年北戴河会议

1958年北戴河会议,是指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召开的一次会议,它对“大跃进”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作用。会议前的形势北戴河会议前,经过一系列中央会议,“大跃进”运动已经全面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正如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所说:“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     

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图为大会主席台,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朱德、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七千人大会是“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这次大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有限地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是开得较为成功的一次大会。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思想历程——读这一时段的《毛泽东年谱》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并着手调整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面对市场紧张和农民瞒产私分等情况,他强调要从所有制上解决问题,在人民公社内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继续调整过高的生产指标.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继续努力纠“左”,同时力图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以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纠“左”的努力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行的,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言论超出了他的认识范围,由此纠“左”戛然而止.尽管如此,我们对他纠“左”的努力,是应该给以积极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