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即行政主体"的理论与实践缺陷——以村民诉村委会为视角的法律思考

现行行政主体理论认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是行政主体,如果不具备行政主体的资格就不能具备诉讼主体的资格。这种"被告即行政主体"的思维模式对行政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本文将以此为视角对"被告即行政主体"的理论与实践缺陷发表相关见解。     

行政诉讼中的被告

我国行政诉讼的被告确定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在理论中,被告资格确定与行政主体理论紧密相连.能否贯通行政主体理论与行政诉救济理论之间的联系,从体系的角度确定并扩大行政诉讼被告的范围,真正使得行政诉讼称为有效的救济手段.     

关于行政诉讼中被告的思考

行政诉讼被告是行政诉讼的必要条件,只有对其正确地加以认定,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司法实践中,不但认定被告的标准不清,而且可能发生无被告的情形.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行政诉讼功能的发挥。为了解决行政诉讼中被告确定难的问题,应在理论和立法中实现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主体的分离,使行政主体成为行政责任的最终归属者。同时,为了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统一法治的功能,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地方权力机关立法行为及其它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应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     

我国行政主体的理论缺陷及其完善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行政主体的理论界定争议颇多。实际上,行政主体一开始作为一种法学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确定行政诉讼主体的诉讼资格。但原先的行政主体概念理论已不能与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改革相适应。本文通过引入和借鉴西方国家理论来探析和完善我国行政主体理论。     

论行政主体

行政机关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区别导致行政主体概念的采用;行政主体直接的意义在于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但作用并不限于此;行政主体的理论根基来自法学方法论,其实践基础却在于中国改革,改革中的主体分化是行政主体理论的价值所在。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之分析

行政主体理论在我国行政法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行政主体概念的采用来自于行政机关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区别;在我国,行政主体的直接意义在于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但作用并不限于此。行政主体理论的根基来自法学方法论,其实践基础在于中国的改革,改革中的主体分化是行政主体理论的价值所在。     

论行政争议——兼论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之区分

行政争议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概念 ,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根本不同之处 ,如何界定与判定行政争议则是行政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在公私法二元分立理论背景之下指出行政争议是行政主体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与相对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之间发生的、依据公法可以解决的争议 ,并以主体、公权力、权利义务等因素作为判断行政争议的标准。提出了从制度层面增加“行政争议”的概括性规定和设立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两点建议。     

论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界定——《行政诉讼法》第27条之完善

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界定是第三人制度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界定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的介绍,以及考察域外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重点探讨了“如何理解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和“行政主体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这两个关键问题,旨在通过梳理基本理论和探讨关键问题,最终提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建议.     

论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之衔接

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密切关联又相互区别。就行政主体对行政利害关系人之责任而言,行政诉讼是一种重要的行政问责机制。在行政诉讼承载着监督行政主体及其人员依法行政之功能的前提下,行政诉讼又是人民法院及其司法人员发现行政公务人员违反政纪或法律并依法移送行政问责案件从而启动行政问责程序的重要渠道。《行政诉讼法》第56条就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的衔接问题有所涉及,但存在诸多欠缺,有待通过构建相关的配套制度加以落实和完善。     

公证行政诉讼探析

公证行政诉讼是我国行政诉讼理论与实践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本文试就公证行政诉讼的有关问题作一些理论探讨。一、公证机关的性质及其法律地位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此，行为的作出者是否属于行政主体，直接涉及到其是否具有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和人民法院能否对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问题。从而，要回答对公证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首先要探讨公证机关的性质及其法律地位。     

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道路

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典化已基本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然而,我国行政程序理论还不够深入,立法也存在严重缺陷,法典化的道路当然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对此,笔者拙文尝试探讨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     

离依法行政还有多远--行政体制改革破除行政垄断

行政权力滥用是行政垄断的直接缘由,因此,破除行政垄断就要彻底清除行政权力滥用的土壤,实现依法行政、行政法治。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正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进行,《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行政法律的出台也表明了中国行政法治的进一步深化。从依法行政的要素入手,对行政垄断进行剖析,分析其行政体制上的成因,继而探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对行政垄断的有效规制。     

论行政立法的程序控制

行政立法在我国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也存在突出的问题,如侵害国家立法权等。然而实体上的事后控制难以弥补违法立法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加强行政程序立法的研究,对行政立法进行程序控制,是保证立法质量和提高立法民主化的重要途径。     

行政诉讼主要程序的经济分析

本文通过对行政诉讼主要程序的经济分析 ,力求达到一个普遍性的结论 ,从而为更好地设计行政诉讼制度服务。文章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探究行政诉讼经济分析的方法 ,并从宏观上构架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 ;第二部分重点对行政诉讼的主要程序如起诉、审判、再审等作经济分析 ,同时 ,为了使整个分析具有连贯性、逻辑性 ,该部分还特别对起诉后原被告交换信息的情况作了简要分析 ;第三部分是笔者通过对行政诉讼程序的经济分析得到的一些感悟 ,以期得到读者的共鸣     

论德国行政诉讼中司法权的边界

德国行政诉讼中法院的受案范围几乎不受限制。行政法院对行政案件有完全的管辖权,可以主动、全面、深入地审查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一般无须尊重行政机关在事实判断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不过,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行政判断余地等理论的发展,行政法院对行政主体进行强势监督与制约的格局有所松动。另外,行政法院在判决与执行中恪守权力分立原则。德国行政诉讼中这一权力边界格局的形成,是与其宪政体制、法院分工、法定法官原则、二战后对公民权利的重视以及发达的公法理论等紧密相关的。     

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之再思考

受具体国情的影响,各国立法有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的设置存在较大差别,并在总体上呈现出三种各具特色的模式;同时,公民权利有效救济的基准、司法与行政比较优势的发挥以及司法最终原则的贯彻也是各国制度演进所表现出的共性规律。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的设置缺乏统一标准,既无助于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甚至还会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侵蚀。应当在借鉴域外模式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取消行政复议终局型、重新设定行政复议前置型、严格限定迳行起诉型并大力推行自由选择型。     

论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民事诉讼证据

确认性行政行为和许可性行政行为等具体行政行为往往成为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司法实践中对它们的处理方法各不相同,各有缺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必须有所区别,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证据在民事案件中出现,它的性质只能是民事证据,对它的审查也只能按照民事证据的规则进行。     

行政治理视野下的行政协商

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过于注重行政治理的威权性,而忽视了公民的主体性,因此难以适应现代行政治理之发展诉求。而行政协商是一种注重行政治理过程中公民与行政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凸显行政过程的公民参与性,以及行政治理活动之主体间良性互动的行政方式。它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我国传统单方性、命令性和封闭性的行政治理模式之弊病的反思,回应并诠释了合作行政、柔和行政与开放行政等现代行政治理模式的发展诉求。当前,超越行政协商所面临的制度与现实困境,并不断促进其融入我国行政治理实践,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治理模式之现代转向,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法治、行政善治之发展。     

关于行政授权若干问题的探析

完善行政授权理论,对建设和谐政府,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行政授权的内涵,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法律地位,行政授权的有效条件及其责任归属等几个行政授权理论的基本问题,并据此提出一些完善行政授权理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