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困境下的过渡和妥协——论我国规范性书面证言制度的构建

证人证言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所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在我国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书面证言大量存在,而法官对其效力的认定并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目前我国对于书面证人证言的规定存在很大问题,而对其进行完善的理想路径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为此,构建规范性书面证言制度作为一个过渡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询问证人规范化之探究

证人提供的证言是刑事诉讼中最为普遍的证据来源,询问证人是侦查过程中运用得最普遍的侦查措施之一.我国应细化保障证人权益的规定,规范询问证人的期限和笔录内容,并在询问证人时注意语言的文明合法、准确规范和简明灵活.     

论民事证据的认定及自由裁量权

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核心。文章探讨了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这两种证据的具体认定规则;进而通过分析认为,相对于"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而言,"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有其积极的价值,但也容易导致打着"自由裁量"和"自由心证"的幌子行擅断和鱼肉百姓之实,以致影响法律的尊严,破坏法制的统一。文章对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官在证据认定中的自由裁量权均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体现证人出庭作证的实质作用——对证人出庭作证立法的反思

证人证言不仅被各国诉讼法接纳为重要的证据种类之一，证人在法庭上接受当事人或法官的询问正是现代司法中最直观、最具标志性的活动。我国各大诉讼法均对证人作证义务作了规定。     

认知询问技术在中国警务工作中的应用展望

证人询问既是获取真实、准确和完整证言的基本途径,也是证言极易被污染的关键环节。证人询问的程序和方法直接影响证人证言的质量和可靠性。①作为一套专门针对证人询问的技术——认知询问技术,简称CI,已在国外警务部门广为使用,且效果显著。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警务工作者证人询问技术水平,有必要将该项技术引入我国。文章从认知询问技术的产生与发展,认知询问技术的有效性实证研究以及认知询问技术实际应用的相关问题等方面做了全面综述,为该项询问技术引入我国奠定良好的基础。     

证人作证心理及其不利作证心理之矫正

证人证言是一项重要的证据种类，其确实性和充分性直接影响着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处理。动机是推动证人行动的内在力量，证人陈述证言的行为和态度，受证人自身的心理支配。影响证人作证的动机和态度主要涵盖政治经济和治安形势、证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证人与案件之间利害关系、不同的询问方法等方面的因素。办案人员在询问证人工作中，应采取正确态度和方法，有的放矢的做好证人的心理转化工作，营造证人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言的气氛和条件，有效地消除证人作证的心理障碍，实现对其不利作证心理的矫正。     

询问证人刍议

侦查、预审人员在询问证人时,应结合心理学理论,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确定证人证词的可信度;2.询问证人要及时;3.询问证人要细致;4.询问的方式对证言可信度的影响;5.不轻信证言,也不单以证言定案。     

证人证言可靠性的心理学研究

真实、准确、完整的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诉讼法规定的重要证据之一。但是,由于证人证言非常敏感,其可靠性很容易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因此,司法实践中对证人证言的使用一直持高度重视,但谨慎采信的态度。心理学关于证人证言可靠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证人证言可靠性的影响因素;证人证言可靠性的审查和判断;提高证人证言可靠性的方法。根据证人证言可靠性影响因素的来源和稳定性,可以将其分为：内部稳定因素,内部不稳定因素,外部稳定因素和外部不稳定因素,其中,询问过程和辨认方式的有效性和相关技能训练是警学界应重点关注的课题。非言语行为观察和陈述真实性判断是证人证言可靠性审查和判断的重要途径,如何加强应用研究,探讨案件调查中证人证言可靠性审查策略及审查能力的培养,是今后研究的方向和课题。催眠技术和认知询问技术是唤醒并避免证人记忆受到污染的实用技术,这两种技术的应用还有待于理论和应用研究的不断推动。     

依法询问证人 认真制作笔录

询问笔录是公安机关在审理刑事案件时依法制作的重要证据，本文从询问证人、制作笔录和审查证人证言三个方面提出了做好此项工作应主意的有关问题，以期引起同仁对严格执法的重视     

浅议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问题

证人证言是我国法定的七种证据之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     

我国民事证人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证人证言已成为现代各国民事诉讼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证据,我国现行的民事证人制度,由于司法传统、诉讼模式、价值取向的选择原因, 导致证人立法内容疏漏或缺陷,造成诉讼中法官职权主义居主导地位,证人权利义务被极度忽视,从而严重制约了证人作证制度效果的发挥。一方面要对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予以法律规制,另一方面要制定有关证人权利方面的相关立法,以完善证人权利、义务统一性的有效机制。     

论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交叉询问制度的完善

交叉询问是指检察人员、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当事人,按照提供证据的一方先进行主询问另一方再进行反询问的顺序,依次对证人进行询问,借此查明案件真实的庭审程序。它是法庭证据调查的重要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庭调查的主要方式,无疑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交叉询问制度。司法实践证明,我国交叉询问诉讼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很不理想,甚至是失败的,主因是缺乏配套措施。从我国刑事审判开展交叉询问的现状看,交叉询问与法官主审并存,法官处于主导地位;交叉询问后辩方证人证言的采用情况不理想;证据开示缺失;交叉询问过程流于形式。我国刑事审判开展交叉询问存在许多困难:证人出庭率低影响交叉询问调查程序的价值发挥;控辩双方基本询问技巧的匮乏,弱化了交叉询问的开展;配套制度的缺位,影响交叉询问功能的发挥。完善交叉询问制度,应立足于本土资源,建立法官指导下的交叉询问制度;加强交叉询问训练,增强交叉询问道德;健全证据开示制度、刑事陪审制度等配套制度。     

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保障制度

从本质上说,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保障制度属于民事诉讼法领域。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社会实践需要确立、完善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保障制度,而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保障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有助于诉讼公正、效益价值的实现、证人制度的完善。为了实现公正、提高效益、遏制伪证,我国应确立证人宣誓制度,引入和改造交叉询问制度,完善证人伪证处罚制度。     

证人资格的比较研究

证人证言作为一种证据制度有其悠久的历史。我国古代法律典籍《周礼》中就有其记载。近代和现代世界各国在诉讼立法时均将其纳入其中。在当代我国诉讼制度中,无论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有证人证言制度的规定。而证人证言是由证人所提供的。因此,哪些人能够充当证人,哪些人不能充当证人,易言之,证人资格和范围问题就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新《刑事诉讼法》证人保护制度设计

<正>曾几何时,证人由"台前"变成了"幕后",由"仗义执言"变成了"一言不发"。一时间"好人怕坏人,吃亏是好人"的恶性循环干扰着正常的司法氛围。证人证言是司法活动中使用最早也是最为普遍的证据之一。证人证言,无论是在民事诉讼法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机制

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证据类型之一,在诉讼证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的通例,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相关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在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初查中所收集人证的证据效力

初查是立案前必须的步骤,初查中所收集的证人证言和潜在犯罪嫌疑人的罪行供述在不同的权利背景下其证据能力呈现差异。我国现行行政性初查忽视了被对调查对象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初查应归于诉讼行为,其所获得的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供述也不应具有当然的证据能力。     

质证权语境下证人证言可信性审查研究

通过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需要经过证据准入和评估两个阶段,主要围绕证人证言的可信性审查展开。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可信性的质证存在证人不出庭、质证能力低、质证运行差、质证后不评价和忽略非语言行为等问题,导致证人证言可信性审查不足,庭审质证虚化,案件事实认定不准确。应从“证言三角形理论”分析证人证言的形成机制,明确证人证言可信性的内核,进而确立证人证言审查重点,即证人证言的法律可信性、逻辑可信性和补足可信性,并设置“三步走”可信性审查模式,以弥补现有证言可信性审查的不足,提升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率,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     

关于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的价值思考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普遍、最复杂的证据种类之一,它有利于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询问证人困难、证人拒绝出庭等现象屡见不鲜。因此侦查机关、司法机关特别强调证人的作证义务,追求证人的出庭率,并且通过相关的法律制定、宣传教育等方式来加强公民履行作证义务的法律意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往往忽视了对证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证人的拒证权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     

国内民商事仲裁中证人资格的几点思考

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证言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形式。本文从单位证人、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及年幼的人和鉴定人三方面对仲裁中证人的主体资格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对我国国内民商事仲裁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