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法院执行难题的法律思考

法院“执行难”是我国执法过程中的“顽症”，已成为制约发展、贬损法律权威和法院形象乃至影响社会稳定的“瓶颈”。破解“执行难”必须仔细分析其成因及后果。从深化认识、完善立法、凝聚合力、强化措施、完善制度五方面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司法裁判执行难及破解之道

司法裁判执行难是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司法裁判执行难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法官权威的缺失,程序正义被忽视,既判力的弱化,执行权的失控。破解司法裁判执行难,需增强社会和公众的法律信仰,确立司法裁判活动的道德性,确保裁判结果的公正性,确立司法裁判的终局性。     

当前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对策

执行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执行难,应当是指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执行的情形。主要表现在特殊主体难碰、被执行财产难寻、应执行财产难动、协助执行人难求等方面。造成执行难的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到法律意识、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发展程度、相关法律制度等诸多方面。执行难问题的解决需要综合治理,标本兼治。     

司法公正视角下的执行难及其矫治

执行难的实质是司法不公。它的成因在于立法对申请执行人的不公正和法官的渎职行为。要解决执行难,首先应从立法入手,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同时通过追究法官不依法执行裁决的法律责任,努力消除司法不公正。     

公共政策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难问题对各级、各地政府而言都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执政能力。政策执行难的四大类原因:一是政策“先天不足”,质量不高;二是执行政策时投入资源不足,配套措施跟不上;三是执行者无意或故意曲解政策;四是政策对象对政策的接受度不高。解决政策执行难的对策,一是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政策质量,避免出台有“硬伤”的政策;二是制定配套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政策执行的环境,避免单兵出击;三是合理兼顾政策调整所涉及的各方利益,保证大多数人特别是弱势群体长远利益不受侵害;四是提高政策执行者的能力素质和道德素质,避免“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使政策执行打折扣;五是做好政策宣传工作,使政策对象愿意接受政策,避免政策对象“不领情”。     

公共政策缘何不能有效执行——以食品安全政策为例

制定政策为的是解决问题。这几年食品安全问题屡屡成为公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此政府制定了大量的应对政策。但时至今日,食品安全问题依然频发。为说明政策执行难,这里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国内食品安全问题曾经引发国际争端。     

转变作风是解决执行难的关键

执行工作是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执行效果的好坏，执行案件结案率的高低，不仅关系到生效的裁判文书能否得到执行，而且关系到法律的尊严、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法制轨道正常运行的大问题。     

民事案件执行:观念转换与体制重构——以解决"执行难"为视角

"执行难"这一社会问题严重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和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这一社会问题.需要转变执行观念、进行体制重构.具体来说,就是要由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全部债权向执行程序的穷尽性转变,要由法院承受向当事人自行承担转变,要由职权推进向过程导向转变,要由片面追求案件执结率向完成案件任务数转变.     

7·17案映射出的行政判决执行难

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都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行政权的公权性,才使其更有能力去对抗象征公平公正的司法权,而且一旦行政权与司法权发生矛盾,其危害性也更大!而判决的执行是一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案件能否得到最终解决的关键步骤.因为判决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是一种纸上的权利义务,当事人要想真正实现判决书上的权利必须通过执行加以兑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案件虽然得到了公正的判决,却不能及时有效地执行,甚至是无法执行.一个案件在得到了公正合理的判决后却无法执行,这不能不说是司法的失败,是对法治的侮辱.试图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浅析我国行政诉讼执行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之处.     

民事执行法的目的与民事执行法的制度建构

民事执行法的目的是民事执行制度建构、实践和调整的指南。当下正值我国第一部民事执行法审议之际,正确认识民事执行法的目的无疑将有助于人们总结过往民事执行的经验,科学合理地制定民事执行法。民事执行法的目的具有迅速、充分实现债权人的债权,确保执行的手段和程序的正当性,维持债务人的基本生活的多重性。长期以来化解执行难一直是我国执行工作的主线,但解决执行难不是民事执行法的目的,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政策,是执行工作在特定时期的重点。在制定民事执行法的过程中,应从民事执行法目的的视角对具体制度的建构和调整予以审视,使之符合于民事执行法的目的,切实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的民事执行法。     

以人工智能破解政策执行难题的几点思索

多年来,我国政策执行都面临着人力、情面、决策和体制等难以克服的难题。而当前人工智能的日益成熟,已经为破解这些政策执行难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政策执行领域引入人工智能,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升级政府智能服务平台,建立智能化政策执行系统;建设大数据系统,构建政策执行的海量数据库;构建优质算法,形成算法森林;建立完善人工智能执行系统的监管机制和问责机制。在建立智能化政策执行系统方面,既要确保决策执行的科学性合理性,又要实现决策执行的自动性流畅性和高度智能性,因此,在关键的决策点、执行点的启动时机及行动方式上需要精心构建。     

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执行,是指人民法院的执行组织依照法定程序,对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内容,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行为。“执行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加以解决。     

破解城管执法难的若干思考

城管执法、特别是大城市的城管执法目前面临着很多问题,诸如暴力抗法等恶性事件近年来频频发生。城管一重一多现象突出,即城管部门任务繁重,大大小小许多事都要管;同时,城管部门权力大,其自由裁量权无明确法律限度。     

论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特征——以“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为例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政策执行模式是当前中国政府和政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既有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之间存在着"集中式的政策执行模式"和"分散式的政策执行模式"的分歧。本文通过对"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三个典型特征:"层级加压+重点主抓型"体制架构;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恰当的政策+高层的决心"构成政策执行到底的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既有的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理论提出了修正:如果能够制定出恰当的政策,中国也可以是"诱导型体制";从执行方面看,中国兼有"职责同构"和"职责异构"因素;中国的政策执行模式兼具集中性和分散性,关键是构建政策制定参与机制和政策执行沟通协调机制,以发挥既有模式的优势并有效克服其不足。     

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研究——以五指山市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在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上持续不断地作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懈的努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了基础。五指山市政府扶贫政策的执行顺应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要求,是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双层意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高扶贫政策执行力,是五指山市早日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法院委托调解制度实证研究——以M县法院为例

法院委托调解制度是司法社会化的产物,有利于落实私权自治、提高解纷效率、促进案件执行和缓解社会矛盾.但实践中,法院委托调解制度也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政策推动成为委托调解的动力机制、规则缺失成为委托调解的制度瓶颈等方面.完善法院委托调解制度,应借鉴域外制度,实现立法体系化、程序法制化,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规范收费制度和委托调解的基本流程,建立受托主体准入制度、保密制度、中立评估制度及当事人恶意行为的规制制度.     

大学生创业难的影响因素和对策探究——以天津市高校大学生为例

大学生创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改变生活质量、实现理想抱负的方式之一。但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创业形势与就业形势一样不容乐观。基于对天津市在校大学生、已毕业大学生群体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大学生创业难的影响因素,并从政府、社会、高校、家庭和大学生自身五个方面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从法律援助的视角透视欠发达地区群众打官司难问题——以连云港市为例

法律援助作为国家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法律制度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资源与群众的迫切需求形成了供需矛盾,需要通过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引导社会援助的参与和提升服务质量等举措加以化解.     

关于“限塑令”政策执行状况的调查报告——以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为例

“限塑令”是国家针对超薄塑料袋的环境污染现象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政策,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限塑令”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发现各类零售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执行缺陷,消费者的反响也有所不同。结合公共政策方面的理论,我们得出了影响“限塑令”执行的诸多因素,包括政策问题的特性、政策本身的问题及政策以外的因素。针对以上问题,从完善政策本身、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促进“限塑令”有效执行的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构成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是政府执行行为维持、运作与演变的内在力量源泉。当今西方公共管理主流理论有关政府行为动力机制的核心理论前提是所谓自利经济人假设,政府工作人员一切公务行为的唯一动机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不构成政府执行行为的动机前提。本文实证分析表明,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执行行为已经形成了以公共性价值取向价值因子为导向与核心,以公共性利益因素、机关外部动力因素、制度因素等三类政府执行行为影响因素为主要内外影响因子,密切相关、内在稳定的一个主流动力机制功能体系。不过,这一体系并没有完全排斥个体性利益与价值追求。中国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