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意愿、能力与路径探析

公众参与既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政策的基石,更是社会公共管理的基础。其广泛性、深刻性和科学性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成正比。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的制度渠道在不断拓宽,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据此,文章在梳理总结公众参与对创新社会治理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对社会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意愿与能力进行分析,并根据不同的公众参与需求,将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划分为四种参与路径来进一步阐释说明。     

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机制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余杭区作为杭州市域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的主战场之一,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突破市域社会治理传统瓶颈的关键。基于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在余杭区社会治理中的实践探索,健全党建统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协作沟通机制、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优化"政社互动"机制、创新线上协同治理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培育机制等,应该成为未来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的实现路径。     

论危机管理的社区机制

社区是社会危机管理的基石,构建完善的危机管理社区机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危机管理社区机制的构建应在公共治理理论的指导下,遵循责任共担、公众参与、重心下移、快速反应、全面的危机管理、遵循法制和特别注重农村社区危机管理等新理念,并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通过推行制度创新,构建社区完善的自治机制,化解社会矛盾于基层;二是强化社区危机的常态管理,构建社区危机管理的预警、救灾和重建机制。     

当代中国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演进：评析与前瞻

公共危机治理对于人类社会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我国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使公共危机治理制度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演进。在当前,进一步推进公共危机治理制度革新面临不少深层次的矛盾。化解这些矛盾,需要坚持以下思路和取向：治理理念人本化、治理方式法制化、治理信息透明化、治理机制协同化、公众参与制度化。     

疫情防控视角下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安全领域治理研究

统一战线参与疫情防控充分显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是国家公共安全治理的必然要求。新冠肺炎疫情给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安全治理带来新挑战。从疫情防控的实践来看,针对统一战线在疫情防控中暴露的问题,探索建立集中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主动防范的预警响应机制、加强和改进广泛动员机制、建立应对公共安全危机人才储备机制等,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助力国家公共安全治理的作用。     

论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公安机关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因人为的、社会的或管理的等因素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接连不断,由此导致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日益凸显。由于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保障和实现公众知情权,特别是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特点和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媒体必然介入公安机关应对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公安机关为及时有效地应对、管理、处置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提高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能力和水平,履行好公安机关的任务和职责,必须与媒体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志愿者参与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应急处置问题研究

我国现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突显时期,其中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发生的频度呈上升趋势。基于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理论,志愿者在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处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了诸如专业性不强、缺少法律依据、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这就需要党和政府通过加强对志愿者的专业培训、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等措施,提高志愿者参与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处置的能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试论信息社会的公共安全保障

社会信息化使人类社会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但同时也在快速提升不法分子的犯罪能力,尤其是信息犯罪,使公共安全保障领域由实体空间拓展到虚拟空间,信息社会的公共安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面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信息社会公共安全的主要途径是科技手段应用和法制治理。当前,重点是大力推进公共安全领域的信息工程———“金盾工程”的建设,尽快提高我国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     

我国危机警务管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问题研究

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促发了危机警务的理念变迁:要注重公共安全和危机服务的有效治理,在逐步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基础上,更倾向于社会的协商与合作。我国转型时期危机警务要构建多重主体参与的复合治理结构,着重完善危机预警、应急指挥联动和危机后的恢复与重建机制。在治理的视阈下,我国危机警务应以党和政府及公安机关为主体,通过国际警务合作、警务信息化建设和社区警务发展等途径实现危机警务的多元复合治理。     

浅析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协作机制的构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地公共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而由政府独挑大梁的的单一管理模式俨然已不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形势,因此,如何寻求一种多元主体协作的危机治理模式已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题中之义。本文从公共危机、多中心治理理论入手,对当前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单一的现状加以分析,进而提出对策建议,建立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其他主体参与协作的治理机制,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水平。     

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

邻避冲突常态化凸显地方治理乏力,亟待治理创新。应以国家治理理念和框架为基础重构邻避冲突治理体系,具体包括与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相协调,优化邻避风险项目源头治理;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破除邻避冲突治理碎片化;构建多维邻避风险认知治理体系,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实现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需要从以下路径进行推动:首先强化国家层面制度建设,健全府际协作机制,形成中央地方一体化治理;其次以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多主体参与的邻避风险监管、合理补偿、环保回馈等搭建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参与下的一极多元治理网络;还要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培育社会资本,以形成邻避冲突治理合力。     

现代城市公共安全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现代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以服务行政与风险社会为理论基础,直接关系到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目前我国城市公共安全还面临着各类公共安全事件多发、网络安全形势严峻等现实威胁,暴露出我国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着政府权威不足、危机预防方案缺乏系统化等短板,有必要强化政府先行、事先防控、危机评估等现代公共安全治理理念,并在其引导下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治理能力。     

公共治理视角下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公安警务改革

长期经济优先的发展模式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利益矛盾凸显,贫富分化严重,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我国政府管理需要根本变革。借鉴公共治理的相关理论,扩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必然趋势。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必然带来其所提供的公共安全服务方式的转变,公共安全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公共安全服务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因此,需要从公安机关内外两个方面进行警务改革,促进社会和谐。     

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动力、障碍及对策

当前,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危机,公民逐渐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在增强。而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生态治理已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完成与推进,政府、社会和公民的治理共同体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断沟通、对话与合作。当前,公民有效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仍存在一定障碍,如制度供给的缺乏、参与平台不够丰富、理想化共识缺失等。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参与主体条件以及培养社会自治生态文化等途径,可有效提升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性。     

大数据环境下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

为适应大数据的新常态社会环境,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由传统的事后补救的"治疗式管理"转向"预防式治理"。这一新模式的运作以大数据收集为起点,通过对其在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作用的挖掘,实现大数据参与治理的功能,并最终制定大数据策略付诸行动。     

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反腐体制机制的路径探析

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党和国家始终将反腐倡廉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推进、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与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相适应的反腐体制机制。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反腐体制机制仍然面临着权力制约机制不完善、法治反腐力度不足、纪检监察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社会参与反腐力量薄弱等问题。新形势下亟待通过强化权力制约机制、提升反腐法治化程度、加快反腐组织机构改革、保障公众参与反腐等措施,从而实现反腐倡廉的常态化、实效性。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转型与构建

中国目前的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已经不适应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和社会公众的要求。有效的体系是国家体制与公共服务体制的统一体,而市场化和社会化是当前公共安全工作发展的趋势。应基于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发展的趋势和问题,以社区治安为基础,发挥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功能,重新整合公共安全要素,在中国公共行政制度创新的压力下,构建一个政府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社会化和市场化相结合的新型社会公共安全体系。     

政治信任：农村维稳的路径

作为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任是国家政治体系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以及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农村稳定是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因而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基层政府绩效的评估，村级治理主体主人翁意识的培育、农村制度建设的加强以及基层政治腐败的防治，均是农村维稳中必然的路径选择。当前我国农村维稳主要存在着参与危机、信任危机、相对剥夺感和群聚性事件等困境。     

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危机公关水平的提升路径研究

群体性事件既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考验着政府的治理能力。针对当前国内各地频繁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政府需要积极开展危机公关工作,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消除其社会影响。但是,实践证明,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的危机公关中存在着危机公关意识不高、公关队伍建设不足、公关手段单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为此,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立场出发,政府需要提升责任意识,健全公关队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公关手段多元化,从而提升危机公关水平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社会公共安全危机干预

公开化的暴力与潜暴力的实施,导致了社会公共安全秩序的混乱,构成了对公众安全心理的极大威胁,直接干扰着一个地区经济投资软环境的形成,故而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障碍。针对当今社会公共安全危机事端频发的现实,为了保障正常的公共安全秩序,以维护社会公民的人身安全,就很有必要对种种影响到社会公共安全的事件进行系统研究,并从中找到解决的办法,进行有效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