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与性受贿腐败犯罪行为刑事立法问题评析

性贿赂与性受贿腐败问题乃当前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性贿赂等腐败犯罪现象是否用刑法加以制裁以及如何制裁是当前刑事司法界颇具争议的问题。性行贿与性受贿往往引发极其严重的腐败犯罪,致使国家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遏制腐败犯罪现象的蔓延,必须有效打击性贿赂犯罪。我国应尽早研究刑事立法对策。     

腐败与青少年犯罪研究北大核心

腐败和青少年犯罪皆是舆论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却很少有人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影响了对腐败和青少年犯罪的治理。腐败也是一种犯罪,腐败和青少年犯罪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腐败是青少年犯罪的酵母和催化剂,青少年犯罪也会助推腐败的蔓延。充分认识并发挥反腐倡廉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强化对青少年的反腐教育,对于遏制腐败和治理青少年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从涉案金额透视我国高校腐败特征 ——基于权力定价的视角

借鉴"腐败市场"理论,研究中国高校的腐败是否遵循权力定价规律。腐败金额反映了腐败人员在腐败市场上获取自身利益的能力,也反映了行贿者进行交易所付出的成本。基于对2000—2018年中国高校腐败数据库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的业务领域、高校所在地区、腐败人员的职务级别对涉案金额具有显著的影响。从涉案数量来看,基建和财务领域是高校腐败的高发区;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案件数量更多;从涉案人员职务级别来看,院级领导的涉案数量更多;从高校类型来看,"985"高校的涉案金额中位数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高校。研究表明,高校腐败金额的结构性差异基本符合"腐败市场"理论的预设——公权力的价格会受到腐败的领域、高校所在地区的经济环境以及公职人员手中权力的大小的影响。     

腐败犯罪人员的心理风格分析及预防对策

心理风格理论是分析国家公职人员走上腐败犯罪道路心理根源的理论之一。分析发现,腐败犯罪人员的心理风格不健全,其心理动力风格歪曲,且动力性过强,心理制动风格缺乏,没有形成正确的观念,心理表现风格突出表现在性格上的两面性。因此,预防腐败犯罪,心理制动风格是关键,应加强信念教育,提升"制动"力量;重视心理分析,释放"制动"力量;坚持优化环境,规范职务行为,使国家公职人员形成健全的心理风格,达到预防腐败犯罪的目的。     

“边腐边升”现象的犯罪学思考北大核心

"边腐边升"现象,是指干部在选拔前或选拔过程中,存在腐败犯罪行为,但没有被发现或查证属实,最终得以继续提拔任用的现象。"边腐边升"的主因是:腐败犯罪发现难、查处难,犯罪黑数高;官员选拔任用标准异化,选人、用人机制不科学,责任追究不到位。科学治理和杜绝"边腐边升"现象的基本路径是:切实解决发现难、查处难的问题,提高腐败犯罪的成本;严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改革选人、用人机制,明确责任追究。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数量呈现增长势头,形势较为严峻,并且这类犯罪中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贿赂型腐败犯罪尤为突出。实践表明,这类犯罪除了造成较为直观的经济损失之外,还将直接动摇社会的诚信基石,助长"潜规则"滋生蔓延,增加交易成本,传递"负能量"。因此,必须对当前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选择性司法、多头执法、"两法衔接"、量刑失衡衍生"低成本高回报",以及案件发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进行全面检视,进而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用好刑事司法裁量权、恪守刑法谦抑精神、大力开发刑罚替代措施,以及增加"企业预防腐败犯罪"的酌定量刑情节等举措,实现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司法公正化。     

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另一种“动力”——腐败犯罪死刑适用不平等的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经对我国生效,这对我国打击腐败犯罪、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外刑罚制度存在的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分歧,使得我国在打击腐败犯罪的过程中出现死刑适用不平等的现象,这又成为刺激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一种动力。这一现象的产生对我国法制建设带来了危害作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要么在中外双边引渡条约签订过程中,请求对方放弃坚持死刑犯不引渡原则;要么我国废除对腐败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     

利益相关、反腐效果与腐败容忍度: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

腐败零容忍的社会环境是实现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败措施,但反腐败效果是否会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则有待经验研究验证。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受访者对腐败的容忍度,尤其是黑色腐败的容忍度普遍较低;利益相关度和黑色、灰色和白色三种腐败现象的容忍度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腐效果显著影响公职人员对黑色腐败的容忍度,但对非公职人员不显著;反腐非预期后果显著正向影响黑色和灰色腐败容忍度,对非公职人员的影响更显著。另外,地方经济发展和个人经济状况与灰色腐败容忍度负相关,但与白色和黑色腐败容忍度关系不显著。这些发现表明,社会的腐败容忍度普遍偏低,但短期内反腐效果越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反而会更高。只有持之以恒的严厉反腐才能缓慢改变腐败风气,形成零容忍的政治生态。发展经济和打击影响公众利益的腐败,在反腐败的同时改善政府回应性和治理为官不为现象,也能有效降低社会的腐败容忍度。     

对腐败犯罪“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刑事政策考量——兼议“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政策性限缩解释

当下我国在反腐败犯罪工作中必须恰当处理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化问题,使得其三者在我国防治腐败犯罪中协调发挥应有作用而不至于出现政策策略上的偏差,从而在整体上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具体工作和刑事法治建设大局增添"正能量"。"老虎苍蝇一起打"较为形象地宣示了我国反腐败犯罪的基本思路是实行"零容忍",但是并不能解读为反腐败犯罪在刑事政策上放弃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回到了"严打"老路。我国有关机关针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程序性司法解释文本和司法实践做法均存在一定的刑事政策偏差,应当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进行适当的政策性限缩解释,促进我国反腐败犯罪的法治回归。     

腐败存量特赦之证伪

我国腐败高发,特别是腐败犯罪黑数巨大,腐败存量惊人的现实情况,已严重影响我国反腐斗争的信心和进程,基于此,腐败存量特赦论浮出水面。腐败存量特赦论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以交换形式谋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有重大缺陷,在实践上对刑事法治有质的破坏力,违背国际反腐条约的基本精神,损害社会正义和国民的法情感,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治理腐败必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零容忍的司法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