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安全驾驶罪理解与适用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妨害安全驾驶罪,为依法惩治抢夺公交方向盘,暴力干扰公交司机驾驶车辆的行为提供了刑法上的依据,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满足了司法审判实际需要以及公众的安全需求。但是,妨害安全驾驶罪在适用过程中存在构成要件要素不明确、立法与司法解释冲突等问题。因此,应当厘清妨害安全驾驶罪设立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明确“危及公共安全”的内涵、遵守司法解释的合法边界、采取“双重竞合规则”处理罪名之间的关系等措施对问题加以解决,以期对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合理适用有所助益。     

大陆法系国家赌博罪之比较

我国刑法将赌博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是合适的,但是,对赌博罪的规定宜具体化。我国没有规定普通赌博罪,但仍可从国外刑法中得到相关启示。对为聚众赌博而聚集赌徒的行为,可直接依我国刑法处理。在开设、经营赌场罪中,对“赌场”的理解不能照搬国外刑法理论。在常习普通赌博罪中,“常习性”应属于犯罪行为类型。同时,常习累犯不应再依累犯加重处罚。“常业”在我国刑法中属于定罪要件,“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不属于集合犯。     

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

妨害公务罪的本质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反抗.但其犯罪对象并非妨害公务的行为,而是行为所直接作用的人或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对妨害公务犯罪对象的规定也不尽相同.该罪的犯罪对象应该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以及保障上述人员执行公务的物品,并且应以宪法规定为依据,充分考虑我国特殊国情,坚持司法统一原则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妨害公务行为定性之探究——兼论《刑法》第277条的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若干妨害公务行为在刑法认定上存在争议,因此应对《刑法》第277条进行修改完善。应将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客体中人的要素界定为“正在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妨害公务罪的行为方式不应限于暴力、威胁,应增加“其他方法”的行为方式,应调整妨害公务罪的法定刑,以有效打击此类犯罪。     

论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协调与衔接

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交叉领域广阔,既表现在现有法律规范文本上,也表现在动态的法律调整范围上。我国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关系大体上是协调的,但也存在刑法的入罪不均衡、前提性规范模糊、法律后果衔接不畅等缺陷,应完善刑法妨害出入境管理犯罪的体系,改进出入境行政法中的刑事规范的立法形式,加强对出入境行政法的法律梳理,合理协调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衔接。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     

对强迫交易罪之“强迫交易”的多维解构

强迫交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异化现象,可以用道德、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等多种手段来控制。鉴于刑法原有规定对新近强迫交易行为规制的不力,刑法修正案（八）扩充了强迫交易的入罪范围,加重了强迫交易罪的法定刑,该罪的罪体、罪责和罪量等构成也相应发生变化。用刑法思维处理强迫交易时要理性客观、张弛有度,对恶劣行为要严惩,对一般行为要宽缓。     

“告知—同意”规则的刑法定位与功能阐释——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出罪解释为中心

“告知—同意”是在各国个人信息立法中得到广泛适用的基本规则之一，其包括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信息处理者的基本义务和信息主体的基本权利。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民法和行政法中，“告知—同意”是明文确立的行为准则和免责事由，然而，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罪状中，“告知—同意”并没有得到明确规定，是刑法在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体法秩序中与前置法衔接不畅的关键症结所在。因此，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厘清“告知—同意”的体系地位和功能定位，通过实质解释论的目的解释方法对该规则的出罪机理进行深入阐释，是个人信息保护议题下刑法规则边界明确和归责机制完善的前提。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之我见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经历了一个由民法、行政法调整到刑法调整的演化过程。本罪中的劳动报酬远不限于工资，而应包含工资以外的加班费、奖金、补贴、津贴及其经济补偿费用等。在刑法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与表现之外还应注意四种较为突出和敏感的情形。本罪中的“数额较大”，不仅需要“两高”进行具体化的解释，同时各地方还须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立出标准。刑法对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调整应以“行政处分为先，刑事处分为补”的原则进行，从而使刑法对这一犯罪的调整“调适有度”。     

刑法应增设“侵夺罪”

当司法实践中出现某种法无明文规定而又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立法者应考虑将其规定为犯罪。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侵夺罪”。其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观方面为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歪曲事实、伪造证据,凭借法律权威公然强行夺取数额巨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该罪与诈骗罪、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在犯罪构成要件上均有明显的区别。     

论高空抛物罪的规范构造、处罚动因与司法适用

高空抛物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所热议的新增罪名,也是被立法机关认为是与妨害安全驾驶罪、冒名顶替罪等共同反映人民群众呼声,呵护和谐社会和谐生活的"亮点罪名"。然而,对于高空抛物罪的处罚根基在刑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本文认为,高空抛物罪是抽象危险犯,只有行为创造了对不特定人和财物的抽象危险才构成犯罪,其不是行为犯和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的判断应当以情节严重为核心,对于无危险和极低危险以及仅能反映出行为人主观道德素质低下的情节不属于本罪的情节严重,不构成犯罪,应当由民法和行政法调整,刑法不应贸然介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之理解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增加了三个罪名。第一条之罪名应被确定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与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罪,前罪中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行为不需要数量较大的要件,后罪是行为犯。因为“过失损坏军事通信罪”这样的表述在动宾上明显不协调,第三条增加的罪名应该确定为过失损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妨害军事通信罪。     

浅议罚金刑的立法修改与司法适用

一修订后刑法对罚金刑的全面补充和修改1．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现行刑法保留了罚金刑作为附加刑的地位，但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1979年刑法分则中只有22处罚金刑的规定，涉及20种罪名，主要针对贪财、图利、损毁公物和妨害公务等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从现行刑法分则的犯罪整体类别上看，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个别犯罪（如建筑工程重大责任事故罪）增加适用罚金刑；对几乎所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适用罚金刑；另对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中的个别犯罪（如绑架罪）、对侵犯财产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大部分犯罪、对贪污…     

论妨害清算罪

《刑法》第 1 62条规定的妨害清算罪是规制清算活动的唯一的刑法条款。由于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 ,在犯罪构成要件方面仍有诸多疑义 ,其中清算组织的犯罪主体资格问题、预期妨害行为的刑法界定问题尤为突出。有必要对相关问题加以界定 ,以完善该罪的犯罪构成     

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研究

妨害公务罪是为了确保国家公务的正常执行而设立的,其犯罪对象在以下方面应予以明确:(1)在共产党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为本罪的对象;(2)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友不应成为本罪对象;(3)受托从事公务的人应予以保护;(4)凡是对从事公务行为的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施妨害的,符合法定条件的都应按妨害公务罪处理。     

论妨害文物管理罪

为加强对文物犯罪的打击，新刑法以专节规定了妨害文物管理罪。本文对该罪的构成，特征作了分析，对新刑法的规定作了立法评述，指出新刑法在妨害文物管理罪中，类案归罪，刑罚量等规定之不足     

非法行医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非法行医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罪,应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刑法和行政法不同的规制范围,并坚持处罚上的轻刑化原则;在对非法行医犯罪化的过程中,应以法益侵害为基准,从非法行医行为是否严重侵害了国家医疗卫生管理秩序和公众生命健康权益这一实质标准去把握;对非法行医行为的刑法规制应坚持谦抑原则,尽管目前本罪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非刑罚化措施应广泛适用.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法教义学的再展开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双重兜底条款”须严格遵守同质性解释规则，对同质性特征的判断应当综合考察例示行为的形式类型与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实质内涵。司法实务中应审慎适用“兜底的兜底条款”。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行为类型内含价量操纵与资本操纵两种行为模式。该罪的实质内涵是对市场的非法控制，并不等同或局限于价量操纵与资本操纵的总和。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该罪的例示行为进行扩充后，原司法解释仍然有效，未被吸收进刑法条文的其他市场操纵行为仍然可以被纳入该罪“兜底条款”的解释范畴中。     

微罪立法视野下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微罪罪名的设立是积极刑法观之下刑法扩张和犯罪门槛下降的具体体现.微罪的设立符合社会对安全价值的需求,也是对我国刑法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微罪立法建立在前置法与刑法构成的"二元制裁体系"基础之上.在立法扩张的背景下,司法中对微罪认定时需要正确把握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实质特征,避免将一般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