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区矫正基层管理机构的创新——基于对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社区矫正执法中队的调研

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基层执行机构在运作中呈现诸多弊端。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司法局结合本县实际,大胆创新,率先建立了县级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实体执法部门。这是对司法所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执法力度不足的强化,便于统筹规划、统一指挥、统一执法。天台县司法局通过整合资源,将执法管辖区域与乡镇行政区划适当分离,在县域范围内组建了五个执法中队,将社区矫正工作从司法所中分离出来,纯化工作队伍,实现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人、专职、专业化管理,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论社区矫正顶层设计需要澄清的基本问题

明确社区矫正的性质对社区矫正顶层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性质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具有单一性和排他性,社区刑罚执行能较好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虽然社区矫正具有教育矫正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但我们不能排除社区矫正的惩罚目的性,这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社区矫正"的表述存在误译之嫌,建议将其更名为"社区刑罚执行"或"社区惩教"。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管理弊大于利,建议将基层社区矫正机构设在县级,在司法行政系统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矫正机构和队伍,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将社区矫正与监狱管理机构合并,这样有利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省级以下的社区矫正机构逐渐向垂直管理方向发展。     

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人民警察身份辨析

社区矫正执法人员是否应具有人民警察身份是我国社区矫正立法的瓶颈问题之一。实践和研究表明,现阶段承担我国社区矫正执法任务的司法助理员缺乏专业执法者的素质以及必要的执法严肃性和权威性。为弥补缺陷,目前许多省市自治区采取借调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参与社区矫正管理,虽有一定积极效果,但仍存在没有执法权和管理关系不顺等问题。作为顶层设计的最佳选择是在县级社区矫正机构中,根据社区罪犯的比例合理设置专职而非借调的人民警察,这与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建立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法治队伍的要求和《人民警察法》设定的警察职责范围相符,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建议在社区矫正立法中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执法者身份与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及对社区罪犯的教育矫正和适应性帮扶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建设缓刑官、假释官这样的专业执法队伍虽然可视为发展方向,但目前条件尚不具备。     

社区矫正机构的建设构想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使用了"社区矫正机构"这一法律术语,2016年12月公布的《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依然对直接负责执行社区矫正的主体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构没有做出回答。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是一个在司法行政机关下设置的相对独立的直接负责社区矫正执行的,能对外独立履行刑罚执行职能的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承担执行刑罚、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四大职能。社区矫正机构一般在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下设置,直辖市、设区的市司法行政机关根据需要可以设置社区矫正机构,接受同级社区矫正管理机构指导管理。社区矫正中心模式将是社区矫正机构建设的方向。     

社区矫正工作机构专业化建设的思考

随着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社区矫正法》即将制订,社区矫正工作正在向制度化、规范化、职业化发展,迫切需要加快建立专业化、专门化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结合中国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的专业化建设主要是强化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建设,探索建立县级社区矫正工作专门机构,扶植发展社区矫正的民间组织。     

社区矫正执行机构重设必要性及基本模式

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置,直接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基层组织,从事社区矫正工作有其自身的优势,但是,就目前来看,司法所基础设施薄弱、工作力量不足、队伍素质相对较低,并不适合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为此,应在县级司法行政部门下设社区矫正执行机构,推行垂直管理模式,组建以矫正官为主要力量的社区矫正工作...     

我国刑法中“社区矫正机构”规定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社区矫正机构的规定较为笼统,同时存在着《刑法修正案(八)》中社区矫正机构表述指向不明的情况,导致了实践中司法行政机关缺乏明文授予的执法权等一系列问题。通过修改刑法明确社区矫正机构具有必要性。在立法选择上,应当明确在司法行政机关中的社区矫正执法主体,并且该主体不适合由司法所承担,而应在司法行政系统内建立一个专门的"社区刑罚执行机关",与监狱机关相对应,并将其明确写入刑法。这样的规定有利于构建垂直管理的社区刑罚执行机关,强化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的严肃性、权威性和规范性。     

论社区矫正基层执法机构的并管模式

我国社区矫正基层执法机构的主要模式除了传统模式、兼管模式和直管模式外,还有一种模式,可以称为"并管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根据工作需要和有关情况将司法所进行适当合并后由其负责特定区域内社区矫正工作。并管模式是在司法所人员较少、任务繁重等情况下为了顺利开展社区矫正等工作而进行的有益尝试,可以较好地解决人少事多等突出问题,具有明显的优点。     

监狱与社区的行刑执法衔接

在"一体双翼"的新型构造中,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相辅相成、交融互动。行刑执法的无缝衔接是提升行刑效益、推进行刑一体化的必然要求。监狱与社区前后照应、彼此"借力",对假释犯无需实时互通信息,而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有必要由社区及时反馈动况。罪犯出监、入矫或重新收监要保持双向贯通,执法交接应遵循"人档一致"和"谁主管,谁负责移交"的原则。行刑变更权的配置必须兼顾罪犯出监"前端"与入监"后端"的移转效率,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权应统归监禁机构,而相应的刑罚解除权则归属社区矫正机构。     

监外执行罪犯管理体制转变之探讨

社区矫正作为我国刑罚执行领域中监外执行的主要形式已试点展开,而试点背景下的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对监外执行罪犯进行监管的“二元监管体制”存在诸多问题,应逐步破解困境,实现向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和街道司法所为监外执行罪犯监管主体模式即社区矫正“一元主导体制”模式的转变。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理性构建——基于对南京盘城街道社区矫正司法实践情况的调研

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实践中成绩与问题并存。南京作为我国社区矫正的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在长达7年的摸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社区矫正制度,但暴露出的问题也反映了社区矫正工作在国内普遍存在的积弊。要使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首先解决社区矫正适用范围、执法主体、矫正措施等制度性的问题;而从大的方面来看,社区矫正的构建,归根结底还在于对行刑个别化和行刑社会化原则的贯彻。     

未成年人犯罪“防矫”模式的构建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堪忧。文章在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成因的基础上,从预防与矫正的角度提出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应采取的模式。建议制定《社区矫正法》,设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章;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机构;组建专业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队伍,建立有效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预防措施。     

我国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研究

社区矫正执法队伍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的范围、职权、身份、组织架构等,直接影响着社区矫正的工作质量。目前,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中存在着执法人员身份争议较大、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的权责不清、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管理体制混乱等问题,因此,应借鉴国外矫正官专业职务体系的经验,建立专业的矫正官队伍体系。     

论社区矫正中的交付执行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从2011年明确规定于我国《刑法》后，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不断改进和完善，2012年3月1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生效实施，对社区矫正相关制度进一步进行了完善，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实行法律监督。但从司法实践来看，社区矫正交付执行环节仍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通过对北京市某区检察院2013到2014年以来社区矫正交付执行监督工作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社区矫正交付执行现状和社区矫正交付执行监督为两条主线，探究实践中如何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交付执行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实施后的保外就医制度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社区矫正给予了法律上的肯定,标志着社区矫正制度正式上升到了法律层面。社区矫正既是一种有别于监狱行刑的社会化行刑方式,又是一种与监狱行刑相互承接、上下贯通的行刑制度,它为保外就医提供了制度性的监外承接载体,突破了传统监狱行刑难以向社会延伸的瓶颈制约,在社区矫正条件下,保外就医可以适当放低门槛,要配套相应的法律、制度,方能保证其顺利实施,彰显其人道主义光辉。     

关于加强丽江旅游景区公安警务工作的思考

旅游业已成为我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但从旅游警务情况看 ,还存在着执法主体与执法范围的矛盾、景区公安民警配置不适应、警务工作统一性协调性差 ,民警素质偏低等问题。要促进旅游业提质增效 ,就必须规范旅游行业管理和市场管理 ,改革旅游景区 (景点 )公安警务体制、创建具有旅游特色的公安警务体系 ,建立“联合执法体系”。     

社区矫正规范化之探析

社区矫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表现形式和重要内容,严格社区矫正规范化是深化执法规范化的题中之义,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的具体行动。推进社区矫正规范化必须加快立法,提升权威性;整合资源,增强操作性;严格监督,确保实效性。     

河北省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策略

社区环境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与城市社区相比,我国农村社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储备等方面处于劣势,探索适合农村文化和现实的矫正制度是矫正工作者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社区矫正工作实施以来,河北省在完善法律制度、建立工作机构和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有所创新,但农村社区仍存在村民参与少、有关部门配合不顺畅,矫正措施层次低、工作队伍专业化不强等问题。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结合农村实际,进一步转变观念、规范职能、提高矫正措施水平以及重视工作队伍建设,以推动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